论邹韬奋的宪政主张(2)
二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的政治倾向日趋反动,变本加厉压制人民的言论自由,实行独裁统治。值此国家存亡危急之秋,韬奋先生希望用自己的笔来提高民众觉悟,来动员民众参加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由于其职业的关系,他的许多宪政主张都是通过杂文、评论等形式提出来的,因此涉及的范围相当宽泛,现择其大端进行论述。 1、关于言论自由 关于言论自由与抗战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中国在现阶段内,抗日高于一切,言论自由,亦应以抗日为范围:凡有裨于抗日的言论,尽量许其自由;凡有害于抗日的言论,绝对不许其自由……”(注:《反映民意与抗战前途》,《韬奋文集》卷1,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这表明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对于言论也应作具体分析,即一切言论必须以符合抗日的需要为最高准则。他坚决反对危害抗日的言论,同时对国民党当局对言论出版采取的一刀切态度也提出了批评,主张通过正当的途径,求得问题的妥善处理,以利于抗日运动的开展。 关于言论与政治的关系,他又指出:“因政治的清明革新,与抗日的胜利息息相关,故人民在言论上对于政治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亦应得到言论自由……”(注:《反映民意与抗战前途》,《韬奋文集》卷1,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只有集中全国各界的智虑识见,才能争取抗战的尽快胜利。针对国民党对言论问题的态度,他在报上撰文驳斥国民党的“抗战与民主不相容”的论调,认为“内部的政治改革和对外的抗战在本质上是有着密切联系,而不能截然把他们分开的,结论是抗战时期更迫切需要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注:胡耐秋《韬奋的流亡生活》,《经历》,第420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因此,民主与抗战决不可割裂开来。 在言论出版方面,他提出了许多提案,要求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要求立即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他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揭露国民党当局垄断宣传、欺骗民众视听的一些做法。他认为建议和提案的提出,重要的是真正能够切实执行,而且执行时必须符合其原议的精神。在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上,他提出了“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案”。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后,他又提出:“改善审查搜查书报办法及实行撤销增加书报寄费以解救出版界困难而加强抗日文化事业案。”针对审查书报、搜查书报中存在的问题,他提出了两项具体办法:(一)、检查书报须有统一机关负责执行,且书报经过合法审查机关之许可通过,给予审查证或注册后,须予统一合法的保障,各地不得再任意扣留没收。(二)、查禁书报必须由负责机关将理由通知出版者及著述人。第一项办法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当局随便派人查禁进步书刊而言的;第二项办法也十分必要,因为国民党的审查会任意删改、扣留一些进步言论,他们的理由无非是这些文章书籍违背了国民党统治者的意志,讲真话讲实话,当然这种理由是不能公之于众的。这些主张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他所从事的文化事业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生活》书店发展成为有55个分店遍布全国各地的大集体。但国民党不能容忍这种状况的出现,自然《生活》书店也遭到了厄运,这在当时来说,无论于国于民都是一大损失。 2、关于党派 打破国民党的寡头政治制度,实行全民抗战。韬奋先生指出:“由于当时政治上的不民主,要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起来战胜敌人,就有一个不能不打破的障碍,那就是国民党一党的寡头政治制度。”(注:《悼韬奋先生》,《解放日报》社论,1944年10月7日)韬奋先生认为,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决不是一党一派的事情,在外敌入侵、民族处于灾难之时,我们应集中全力对付共同的敌人,各党各派都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对于抗战中的各党派的具体表现,则要看其实际行动。 保障各党派的民主权利,实现党派平等。在国民参政会里,他把国民党的议员说成是“陪客”,把其他各党派的人士称为“来宾”,个中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当中共代表提出“关于抗日各党派的合法保障问题”时,“来宾”一致认为必要,而“陪客”却一致大发其“不必要论”。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指出在国民参政会里除了国民党外确有其他党派的存在,但在“主人”和“陪客”的心目中,除国民党外,其他党派都在若有若无之间。他说:“明明看见在座的确有各党派的许多领袖,似乎允许开口共产党,闭口青年党,似乎是允许党派公开存在的,但同时何以又有许多青年仅仅因党派嫌疑,甚至因被人陷害,随便被戴上一顶不相干的帽子就身陷囹圄,呼吁无门。”(注:邹韬奋:《抗战以来》,《经历》第233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对于国民党强迫中小学教员入党的做法,他更是深恶痛绝,并予以大胆的揭露。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事实上并不止“一个党”,但却只有“一个党”得到保障,这种政治与抗战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所谓“唤醒党魂”、“恢复党德”,就是实行一党专政、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专制主义。因此,在实施民主政治过程中,核心的问题是国民党是否愿意放弃其一党专政,这也是真假民主的试金石。国民党统治者也清楚在此民族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如果不改变过去的一些做法,便会失去全国人民的支持。因此,一方面口头允诺要提早实行宪政,而另一方面则严禁宪政运动,各地方报纸逢“宪政”二字都不许出现。这表明了国民党搞的是假宪政。韬奋先生认为“国民党内反动派之所以反对民主政治,其目的无非为实行法西斯的一党专政而已。为了争取抗战胜利,民主自由,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拖延的政策,坚决反对这种伪装的民主政治,而主张以全国人民为本位的民主政治,并且要求立即实行。要办到此点,国民党必须诚意取消一党专政,诚意接受各抗日党派共同抗日,共同建国的原则,否则一切都是空话。”(注:韬奋遗作《对国事的呼吁》,《经历》,第402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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