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民意机关
    民意机关必须是由民选而来的，这是宪政的主要内容之一。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会议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提出“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参政会成立后，参政员实行“聘请制”，形式上虽包含了抗日的各党派，但几乎为国民党所包办，它对国民党的政治措施没有任何约束力，也体现不了多少民意。为此，韬奋指出：“民意机关应该是由民选而来的，参政会根本不是民选组成的，所以说不上民意机关，但是号称‘国民参政’，又似乎是民意机关。无论如何，国民参政会总比国防参议会进步。”（注：邹韬奋《抗战以来》，《经历》第170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他认为这种由政府用“请客”的方式请来，本来就不正常，虽然参政会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也经过形式上的民选、民推而来，但各省市的参政员哪个不是国民党所圈定的，许多应该被送入养老院的人，都为国民党所网罗，用来粉饰“民主”的门面，这些人大都是老得走不动，出入都须有人扶着，根本丧失了作为参政员所应有的能力。尽管国民党表面上也说参政员要从“著有信望”及“信望久著”的人中产生，但是既为“请客”，要请谁主动权全在国民党。而对于被请者来说，当然不好喧宾夺主，他们虽有听取报告、建议、询问等职权，但参议案必须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才算有效，可见参政会的职权是很小的，这与参政会在抗战中应起的作用是很不相称的。在当时渴望实行民主政治以加强国力的时期，韬奋先生认为尽管这个机构的种种不合理，但仍“未尝聊胜于无”，所以“怀着一腔热忱与希望，把自己看作努力代表民意的一分子，欣然参加”，但日益恶化的政治又告诉他这不过是一场幻梦而已。
    要充分发挥各党各派在参政会中的作用。他认为：“中国的广大群众的力量实为决定中国前途的主要因素，而不是违背广大群众要求的任何个人或任何集团所能压抑下去的。任何在政治上已具有伟力的个人，或在中国已具有相当力量的一个党，真能反映中国的广大人民的要求，必然得到最后的胜利，否则必然要遭到最大的失败。”（注：邹韬奋《抗战以来》，《经历》第217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抗战是全国人民的要求，是中华民族的民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作为民意机关的国民参政会应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这个机构中就得要求能真正体现各党各派的意见，充分发挥他们的参政议政作用。
    集中民意，共抗强敌，国家要应鼓励人民发表自由言论。他指出欧美一些国家非常重视文化事业，他们对于书报印刷品的寄费都特别予以优待，而我们在抗战期间正需要大量精神食粮的时候，却反而书遭禁，店被封，即使是参政会上通过的一些条文，也只是永远停留在纸面上，更谈不上民权有什么保障了。因此，他认为要实施民主政治，应尽速成立战时真正的民意机关，集全国优秀人才，共计国家大计，做到“选贤与能，天下为公”。党员包办，用人先问其是否党员的作风，必须迅速加以改进；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应予以切实充分的保障。要做到这些，必须解除对抗战文化的压迫与封锁，不能以特务机关代替法庭。
    4、关于民权
    他说：“民主政治不能离开民权，说到民权，除了选举权、罢免权等等如中山先生所谓四权以外，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而且经常听到的是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和生命的自由权，而生命的自由权尤为基本的基本，因为生命的自由权如果得不到合法的保障，什么都无从谈起。”（注：邹韬奋《患难余生记》，《经历》第325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因此，要想获得正确的言论，就要求人们能说实话、真话，就得有说实话的环境。但在当时，国民参政会却不能做到这点，它没有什么力量，“不过是蒋委员长叫许多人来听听训罢了。”（注：《揭穿妨碍民主的几种论调》，《韬奋文集》卷1，第295至301页，三联书店出版，1955年版）既然当局也主张搞民间政治，各党派又都赞成，这就起码应该得有对民意机关负责的政府。但实际情况是“权贵凭藉政治力量发国难财，动辄数千万，党老爷压迫人民，横行无忌，抗战阵营中的亲日派造谣生事，破坏团结。尽管道路传闻，人民侧目，已成公开秘密，但人民对他们有什么制裁力量！”（注：《揭穿妨碍民主的几种论调》，《韬奋文集》卷1，第295至301页，三联书店出版，1955年版）在这种政治下，还有什么民权可言！这种政治不变，国家就不会进步，人民则倍受压榨。
    这些言论和主张使他赢得了时人的尊敬，但也遭到了代表反动的势力的迫害，他“本人则几次被通缉，或被逮捕，言论和人身自由，经常是处于被剥夺的状况之下。这就是国民党统治者对于一个忠于国家民族的革命战士的待遇。”（注：《悼韬奋先生》，《解放日报》社论，1944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