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印度的西藏政策是从英国继承的。英国的西藏政策形成于19世纪末英俄“大角逐”（the Great Game）扩展到西藏之后，它企图以反对他国控制西藏、制造和保持西藏的缓冲状态来保障印度的安全。本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所有侵藏活动和炮制所谓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Suzerainty）理论，无不源自该政策（注：李铁铮：《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1～2。）。印度在独立前夕， 就继承在藏权益与英国达成一致， 为获得西藏的认可，英印于1947年7月就此分别通知噶厦（西藏地方政府），不管后者是否同意， 英驻藏使团于8月15日印度独立时摇身变为印度使团， 其人员全部留任，“唯一明显的变化是易帜”（注：H.理查森：《西藏及其历史》（ H.Richardson,Tibet and ITs History，伦敦，1984年），页173～174。）。这类强加于人的行为使噶厦震惊，遂于10月致函印度总理兼外长尼赫鲁，要求归还被占土地，11月正式拒绝印度的要求。在以放松贸易限制和支持西藏独立的诱骗未成之后，印度驻藏代表、英国老牌侵藏分子理查森（H.Richardson）威胁要断绝印藏间一切交通往来（注：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86年版），页227～229。）。西藏的对外交往和绝大部分贸易均借道印度，噶厦恐慌之余一筹莫展，只得保持沉默。印度的政策也留有余地。1949年初，印度答应满足西藏的部分贸易和外汇需求。虽然尼赫鲁明知不能支持西藏独立，但还是欺骗说西藏可以在印度派驻大使，此前可设商务处，再逐步改为大使馆（注：夏格巴：《藏区政治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下卷，页226～227。）。印度背着中国政府进行了上述活动后，又加之以欺骗。1949年1月， 印度外交秘书梅农（K.P. S.Menon）向中国大使罗家伦表示印度不会与西藏谈及有关中国主权的问题（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蒙藏委员会档案：“西藏商务代表团出国经过及在英、美情形”，全宗号141，卷号3982。）； 尽管尼赫鲁于1947年12月告诉罗家伦印度不会继续英国的西藏政策，但他仍表示：印度视西藏为一自治地区，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蒙藏委员会档案：“西藏商务代表团出国经过及在英、美情形”，全宗号141，卷号3982。）。由此可见， 印度不仅希望继承英国的在藏权益，而且也企图继续英国的对藏政策。
    印度领导人对中国政局日益感到不安，他们在1948年就开始丧失对国民党的信心，因此较早地对其西藏政策进行了检讨。面对崛起的中国，如何维持西藏的缓冲状态和保证印度的安全呢？驻华大使潘尼伽（ K.M.Panikkar ）--与梅农同为尼赫鲁对华政策的主要顾问--向尼赫鲁提交了一份名为《西藏未来及其在印度政策中的作用》的长文件，他认为共产党最终会在中国上台并将全力重建对西藏的统治，但印度仍要支持西藏保持自治。这是因为：1.印度已继承了英国的涉及西藏自治、商业、驻藏使团和麦克马洪线等权益，西藏保持自治本身就是保持其他在藏权益的前提；2.中国一旦占领西藏，就会像1910年那样宣称尼泊尔和不丹是它的属国，这是绝不能答应的；3.“麦克马洪线是印藏谈判达成的，若印度接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且中国不承认西藏的自治，则中国有相当资格说，与西藏协议而成的边界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的统治到达印度实际的边界将会造成它所有边界的不安，这将成为印度此后的主要困难”。潘尼伽认为印度不仅应该、而且能够保持西藏自治。他估计在中国恢复对西藏的统治前也许有10年时间，此间西藏将会抵抗，印度应提供武器装备并训练其军官，提高藏军的战斗力。而且，印度应在外交上支持西藏，加之地理障碍，就可以阻中国于西藏之外了（注：A.兰姆：《1914 ～1950 年的西藏、印度和中国--英帝国外交史》（ A.Lamb,Tibet,India and China 1914～1950:A HistoryofImperialDiplomacy，赫福德郡，1989年），页517～519。）。 值得注意的是，潘尼伽排除了印度与中国兵戎相见的可能。尽管潘尼伽正确认识到中国事态的发展方向，仍未能充分估计新中国解决藏事的巨大力量。因此，尼赫鲁接受了上述建议后，又不得不根据事态的发展对其进行不断地调整。
    二
    印度以秘密武器援助西藏和支持西藏独立的空头支票大大刺激了西藏独立分子的欲望，引发了1949年7月的“驱汉事件”， 理查森则起了导演的作用，他事前密告说：“拉萨有许多共产党，留他们在这里，将会充当内应，引进解放军”（注：夏扎·甘登班觉：《1949年夏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起的‘驱汉事件’的来龙去脉》，载《西藏党史通讯》1984年第5期。）。该事件是印藏乘中国政权更迭之机， 企图重演1912年驱汉的历史，为达到西藏孤悬于外的目的而制造的。然而他们却未料到中国共产党的愤怒反应。新华社在9月2日发表社论，指出该事件纯为英美及其追随者尼赫鲁政府所为，警告其在西藏止步，否则必须承担全部责任。社论强调要解放西藏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注：《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548～550。）。中国共产党随后又指出印度的目的是企图确立它对西藏的宗主权（注：R.K.贾因编：《中国和南亚关系文献集（1947-1980）》，第1卷（印度）（R.K.Jain,China-South Asian Relations1947-1980,vol.1:India，新德里1981年），页4～6。）。虽然尼赫鲁把上述反应视为革命者难抑的激情，但他不能不正视中国复兴的现实，无论从和平中立的外交原则还是从保持在藏利益的考虑出发，印度都必须与新中国打交道，承认新中国政府已成为保持其在藏利益的先决条件（注：《尼赫鲁演说集，第2卷（1949-1953）》（J.Nehru's Speeches,Vol.2,1949-1953，新德里，1954年），页147。）， 也符合以外交手段支持西藏自治的政策。尼赫鲁关于世界格局和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也推动了印度对新中国政府的承认。冷战开始之初，他就决定采取和平中立和与各国友好的外交政策（注：B.R.南达：《尼赫鲁时代的印度外交政策》（B.R.Nanda,India Foreign Policy:The Nehru Years, 新德里，1976年），页134～135。），他自信能与中国共产党人对话，展开英国人不能获得的富有成效的谈判（注：J.尼赫鲁：《印度的外交政策》（J.Nehru,India Foreign Policy，新德里，1961年），页309。 ）。为此，他力排异见特别是副总理帕特尔（S.V.Patel ）关于中国以承认印度在藏利益换取印度的承认，否则就与美英保持一致的建议，同时又坚决抵制美国的引诱和压力。尼赫鲁还力主尽早的特别是赶在英国之前承认新中国，以向中国显示印度并非英国的尾巴。1949年12月30日，印度正式承认新中国。尽管尼赫鲁对中国先谈判后建交的做法深感不满，仍作了让步（注：爱德温·W.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页134 。）。1950年4月1日，两国正式建交，潘尼伽出任驻华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