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力主和急切地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交，是为了保持在藏权益。尼赫鲁后来指出，承认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国并与之打交道；潘尼伽对此后两国消除误解和建立合作关系表示乐观（注：K.M.潘尼伽：《在两个中国--一位外交官的回忆》（K.M.Panikkar, InTwoChians:Memoirs of a Diplomat，伦敦，1955年），页102；另见S.戈帕尔：《尼赫鲁传（第二卷）》（S.Gopal,JawaharlalNehru: ABiography,Vol.2,德里，1979年），页64～65。）；理查森对此则有以下阐述：“1950年1月，印度承认中共政权，其原因不只一个，但就西藏而论， 则给印度保持在藏利益以最好的希望，中国从未接受英国、因此也不会接受印度的在藏地位。所以如果印中无官方联系，一旦中国入侵，印度在西藏的存在将很容易被驱除，要么印度为此与中国对抗，但这是不可能的。印度一旦承认中共政权，将能与之进行定期的外交对话。作为承认新政权的第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印度甚至可以期待中国的某些感激，以期缓和中国在西藏的行动”（注：H.查理森：《西藏及其历史》，页179～180。）。
    印度与中国建交后，积极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后，它拒绝追随美国谴责中国。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劳氏（B. N.Rau）在1950年9月指出，印度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注：R.K.贾因编：《中国和南亚关系文献集（1947-1980）》，第1卷（印度），页22～23。）。该年8月12日、22日和10月21日、28日， 印度曾几次递交照会或备忘录给中国政府，以撤回它对联合国威胁中国不要采取或停止对西藏的军事行动的支持，这也证明了印度的目的，尽管其考虑不仅仅限于西藏。
    如果说印度承认与支持新中国的目的不只限于西藏，那么它拒绝公开援藏和反对美国干涉藏事的主要目标则仅为保持其在藏权益。为了遏制中国，美国虽然没有完全改变其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一部分的政策，但却积极干涉西藏、怂恿印度与中国对抗，企图阻挠西藏的解放并把印度拉入其冷战集团（注：美国的对藏政策及动因，详见拙文《美国西藏政策的演变（1947-1951）》，载《史学月刊》1996年第5期。 ）。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军已迫近藏边，11月初，噶厦慌忙向印英美等国求援。为避免中国更大的愤怒，尽快建立两国政府间的沟通渠道，印度拒绝公开援藏。21日，印度外交部秘书长巴杰帕伊（G.S.Bajpai）拒绝了美国要印度援藏的请求，他说印度不会以军事行动对抗中国对西藏的接管（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年， 第9卷（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 vol. 9, 华盛顿， 1974年），页1080～1082。）。对12月22日噶厦派团求援的再次请求，印度予以拒绝也反对他国接受，因为援藏物资的运输必须经过印度，这会使它成为中国谴责的目标（注：M.C.戈德斯坦：《1913-1951年西藏现代史--喇嘛国家的衰亡》（M.C.Goldstein,A History ofModern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伯克利， 1989年），页633。）。 1950 年1 月9 日， 梅农告诉美国代办多诺万（ H.Donovan）：印度的外交支持仅限于西藏自治的保持，只有中国拒绝，它才会提出西藏政治地位的问题，印度反对西藏外派使团而只求维持现状，无意向中国提出关于西藏的任何问题，任何对西藏的军事冒险均不会为印度所欢迎，它只会把西藏引入歧途，从而激怒中国人（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6卷，页272～273。）。19日， 梅农又拒绝了美国大使汉德森（L.Henderson ）关于美国派代表团访问西藏的请求，“因为尼赫鲁认为那只能加速中共的行动”（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6卷，页283～286。）。 昌都战役开始后，印度对中国表示不满，美国以为有机可乘。10月26日，汉德森表示美国愿向西藏提供武器，希望允许过境。30日，巴杰帕伊警告说，在印中交涉的关键时刻，该行动一旦曝光，将使印度的外交努力化为乌有，“也会使印度领导人感到美国正致力于利用北京对西藏的干涉在印中之间制造分裂”，所以，“美国什么都不干才是对印度最好的帮助”（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6卷，页545～547。）。 事已至此，美国不得不暂停干涉西藏的努力，以免恶化与印度的关系。
    三
    噶厦在向他国求援的同时，向中央政府派出了以孜本夏格巴为首的谈判代表团。1950年5月末， 中央政府复函欢迎他以西藏地方的名义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印度虽然赞成和平解放西藏，但却不希望谈判在北京举行。6月4日，它在加尔各答强行阻止了夏格巴的旅行。
    早在2月下旬代表团从拉萨出发前， 噶厦就请求印度为其赴香港提供方便，印度反对夏格巴赴京，因为它对此时在北京谈判的结果没有信心。如果尼赫鲁认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9 月宣布解放西藏是一时忿激之言的话，1950年的新年献辞给解放军规定的任务却使之忐忑不安。在中国对西藏前途进而对印度在藏利益作出承诺之前，就不能把夏格巴这张牌交出去，他希望在印度谈判以便保持密切的注意和影响。3月初， 梅农要求英国驻印高级专员奈氏（A.Nye ）推迟夏格巴的行程，因为“西藏与中国接触的任何努力均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注：M.C.戈德斯坦：《1913-1951年西藏现代史--喇嘛国家的衰亡》，页648。 ）。4月7日，奈氏通知夏格巴，要推迟给代表团赴港的签证。印中一建交，尼赫鲁马上决定促使西藏代表在印度与即将到达的中国大使谈判（注：夏格巴：《藏区政治史》，下卷，页233。）。 在被阻止登机后（注：印度一个偶然的错误使夏格巴等代表获得了去香港的签证，详见前引 M.C.戈德斯坦书，页649～651。），夏格巴于6月7 日到新德里再次向梅农和奈氏提出请求，后者则合演了一出双簧戏：梅农说“香港为英国属地未经其批准不得不阻止”；奈氏则帮梅农劝导说，北京显然不会平等对待西藏代表，所以不能去那里谈判，新中国代表即将抵印，加上印中之间的良好关系，新德里已成为更合适的谈判地点（注：M.C.戈德斯坦：《1913-1951年西藏现代史--喇嘛国家的衰亡》，页657。）。 无奈之余，噶厦只好决定在印度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