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尼赫鲁的官方传记作家S.戈帕尔在评论印度外交时认为它部分是对英印时期政策的反动，部分是对该政策的继承（注：S.戈帕尔：《尼赫鲁传》，第2卷（S.Gopal,Jawaharlal Nehru:A Biography,vol.2,德里，1979年），页43。）。印度的西藏政策正是从英国继承的，该政策的目标是：坚持所谓的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保持西藏的自治，使西藏成为印中之间的缓冲地区。1948年潘尼伽给尼赫鲁的备忘录以及后者的许多言论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目标虽始终如一，但是尼赫鲁达到目标的手段却随着世界和地区形势的变化而相应改变：从最初与西藏地方背着中国政府交涉继承英国在藏权益，到在军事上秘密支持西藏地方谋阻中央的进军，再到企图以对华友好与外交谈判的手段达到目的。在分析这些变化的因由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在国际层面上，印度独立之际正是全球冷战方兴未艾、世界正逐渐分成两大集团之时，刚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的印度也受到了威胁，印度的国情决定了它中立于两大集团之外，又与两大集团及其以外的国家保持友好（注：R.C.辛格拉尼：《尼赫鲁的外交政策》（ R.C.Hingorani,Nehru's Foreign Policy,新德里，1989年），页1～5。）。随着“二战”的结束，亚洲兴起民族解放的浪潮，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独立，这些国家有相似的命运和经历。印中两国人民在斗争中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上述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为印度政府出台有利于中国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提供了条件。
    2.在东亚，随着内战的结束，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国家一跃而成为东方强国，这才是尼赫鲁改变其外交手段的根本原因。S. 戈帕尔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已在中国建立了稳固的统治并获得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印度政府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已别无选择（注：S.戈帕尔：《尼赫鲁传》，第2卷，页64。）。与其说以不承认、 晚承认或有条件的承认结怨和触怒中国，不如无条件尽快地承认以与之交好，为保存在藏权益创造条件；而且，中国共产党在新政府成立前后对尼赫鲁政府的猛烈批评使之认识到不可能以强硬手段获得中国的退让，尼赫鲁更知道印度没有实力做到这一点，此其一；其二，在南亚，印巴分治后两国因克什米尔的归属而交恶，印度本来就不强大的军队被迫集中于西部，而且，印度军方人士认为印军根本不是中国军队的对手。印度以和平手段保持其在藏权益的政策符合它的外交总方针，但在西藏问题上，更是因为它实在是力不从心、别无选择。穆立克的回忆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3.尼赫鲁论者都认为他热衷并控制了印度的外交事务，《印度对华战争》一书的作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曾说过：“在尼赫鲁任总理和外长17年的生涯中，在理论、言论和行动上，外交政策向为他的私人专利”（注：N.马克斯韦尔：《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N. Maxwell,"Jawaharlal Nehru:Of Pride and Priciple"），"ForeignAffairs",vol.52,Apr.1974，页633。）。所以， 尼赫鲁的思想及其对全球和地区局势的认识，无疑决定着他推行其西藏政策的手段。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认为中国无力解决西藏问题，就在压西藏地方承认印度继承英国在藏权益的同时，煽动西藏分裂分子闹独立，在西藏制造麻烦；在中国政权更替期间，印度又阴谋制造“驱汉事件”、向西藏地方提供军援、训练其军官，企图以武力达到目的；新中国建立后，尼赫鲁采取了对华友好的政策，可以说，保持印度的在藏权益是该政策出台的根本原因。尼赫鲁自认为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他视中国革命为该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可以与中国展开建设性的对话；尼赫鲁还认为，与中国交恶会把中国推进苏联的怀抱，使其奉行苏联的好战政策；反之，若待之以友好，中国则会疏远苏联而愿避免冲突并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注：S.戈帕尔：《尼赫鲁传》，第2卷，页65。）。尼赫鲁以影响中国为己任，不遗余力地宣传特别是向美国宣传他的思想。他认为只要对中国主动示好并承认其对西藏的主权，中国就会对他的好意作出报答，承认西藏的自治及作为印中之间一缓冲区的地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从而使印度国家安全得到保障。他对1954年两国关于西藏的协定的评价最充分地反映了上述观点，他说：“我们仅放弃了事实上我们不能保持或实质上已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我们放弃了应在西藏内部实施的某些权力。很明显，我们已不能再保有这些权力。然而，我们却获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比如：一个友好的边界和一个对该边界的默认”（注：S.戈帕尔：《尼赫鲁传》，第2卷，页105、181。）。
    显然，尼赫鲁深知历届中国政府关于麦克马洪线的一贯立场，没有勇气与中方就该问题展开讨论，只是一味地希望中国会在此问题上作出让步，这纯粹是他想象的结果。然而在当时，这不可避免的影响着他的外交决策。
    4.中国政府的决策对尼赫鲁产生了重大影响。这表现在：（1 ）正确的民族政策产生了巨大威力。新中国建立前夕，临时宪法《共同纲领》规定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该政策不仅争取了大部分西藏上层人物，也减轻了尼赫鲁的忧虑，因为他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持西藏的自治状态；（2）印度于1949年底承认新中国后， 中央解决藏事的方式由以军事为主改为以谈判为主军事为辅、以战逼和。为此，在两国的建交谈判中，中方给印度以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待遇，两国得以顺利建交，为两国政府展开谈判铺平了道路；（3 ）在解决藏事的过程中，中方反复强调和平谈判的方针和诚意，昌都战役开始后，尼赫鲁暗中操纵西藏分裂分子向联合国呼吁干涉，再次阻拦西藏代表赴京谈判。在此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再次重申和平解决的愿望，鉴于印度在藏事解决上的作用，中方也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注：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页254。）。 中国之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打击了印度的干涉派，同时也挫败了美国利用印度侵略西藏的图谋。
    总之，影响尼赫鲁西藏政策的因素很复杂，它既与不断变化的国际与地区形势相关联，又与中印边界问题、中印关系密不可分。在尼赫鲁心中，他所主张的中印边界对于其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是印度的核心利益。建立和改善对华关系，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都仅是获得该核心利益的手段。这也就决定了尼赫鲁的政策中的另一方面：在主张两国友好之时，仍视中国为其潜在的敌人。这正是对英印时期的政策逻辑的继承，这种政策逻辑便是：一旦中国据有西藏，则将严重威胁印度的安全（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历史引言--帝国的界限”，页7～61。）， 而且也遵循了印度的“近邻国家是潜在的敌人”的古训。中国革命胜利后不久，尼赫鲁在人民院的一次讲话中明确阐述了这种观点，他说：“自中国革命以来，我们自然不得不思考新中国将以何种面目出现。我们认识到，这次革命在亚洲和全世界以及对我们来说都是一重大事件。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强大的中国一般说来是崇尚对外扩张的，考虑到中国一旦强大就会产生内在的扩张冲动，我们已认识到印度面临的危险，随着岁月的推移，这种危险将日益显露出来。如果有人认为我们在推行政策时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注：P.S.贾雅拉玛：《印度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P.S.Jayarama,Indi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新德里，1987年），页24。）。
    尼赫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新中国建立之前，尼赫鲁政府就行动起来，努力强化对中印边界地区的控制。1949年和1950年，印度强迫尼泊尔、锡金、不丹3国与其订立条约，先行控制了这些国家（注：R.K.贾：《印度外交政策中的喜玛拉雅诸王国》（R.K.Jha,The Himalayan Kingdoms in Indian Foreign Policy,新德里，1986年），页1～25。）；为加强对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的控制，印度政府于1949年专门在此设立中央直属的东北边境特区，修筑公路、建立哨所、加强阿萨姆步枪队的巡逻。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命令向北推进，以实现对麦克马洪线以南所有中国领土的占领和管理。1951年2月， 在同意西藏代表赴京谈判之后，又出兵占领了战略重地达旺（注：B.桑都：《未解决的冲突--中国和印度》（B.Sandhu,Unresolved Conflict:China andIndia,新德里，1988年），页93～95；参见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页72～73。）。1950年，他在人民院的一次讲话中，有议员提及中国的地图并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尼赫鲁马上就激动起来：“我们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不管地图不地图，这就是我们的边界。这个事实没有变，我们坚守这条边界，我们决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页64。）。
    印度无理占据中国的领土并声称为此不惜一战，必要时还要“与一个甚至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并肩战斗”（注：P.S.贾雅拉玛：《印度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页13～14。）；另一方面，尼赫鲁又虚幻地认为中国会以那块广袤的土地来交换本来就属于中国的对西藏的主权。一旦幻想破灭，两国关系就必然急剧恶化，一场冲突也必不可免，因为按尼赫鲁的逻辑，中国对自己领土的主权要求伤了印度的“威信和尊严”（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前言。）。所以说，中印冲突的根源正是尼赫鲁早就制定和执行的西藏政策，由此观之，此后尼赫鲁的种种拒不妥协的态度和走向战争的政策则可以得到合理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