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不同想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波尔都（Piere Bourdieu）主张文化是一套行事、被不同的社会群体作不同的施用，他要以这种主张改造马克思主义。〔15〕
    他特别关注“文化产品”出现时的特殊逻辑，也即是如何取得文化物的逻辑方式上。福柯对此现象的解释要点在一般散漫情况内。波尔都却注重文化施用时所显现的社会区别的重要性上。此种想法维系了社会史的重要性。〔16〕
    年鉴学派之转向文化史的人表现得较为积极，特别年青的一辈史学家已对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6）所采用不同层次历史经验的典范看法愈来愈乏兴趣。第一个表示这种态度的是“心态史学”（Mentalites）。他们主张社会集体共有的心理作用和结构应是探讨文化的方式。心态史学着重文化和心理生活现象的研究，不同于以往年鉴学派史家之着重经济和社会或人口学等内容的研究。心态史亦不像以前之过份运用系列史（或称为计量史）的方式，而是结合了思想社会史，一种受心理分析学术冲击的马克思主义内所发展出的史学。它又受到结构语义学及修辞学的支持。它与历史人类学相近，但着重思想形态。群体无意识及自发性言语。〔17〕
    心态史学研究人们对性、爱、交往、思想、宗教等问题的态度和信仰。此学开始于70年代初期，正值后现代主义崭露头角之时。当时法国人经历的苦恼向历史学提出了挑战，要求史学从精神角度作回答。 〔18〕杜比（Georges Duby）为心态史学代表作家之一， 他在《社会史和社会思想》（Hisroire Sociale et Idéologies des Sociétés）一文内，〔19〕认为形成概念化的理性有三个先决条件：（一）精神现象与经济和人口现象的作用同样重要；（二）人们不是根据实际而是根据意象（image）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但意象不是行为的忠实反映； （三）价值系统拥有自身的历史，与人口增长和生产方式无关。
    此年鉴学派的新一代人又认为心态或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经验“第三层次”的一部分特理性和人类普遍价值的存在。〔20〕
    从如此的文化观点上看，理性有一不同的含义，它着重人类的理性只是在某一特定的文化内容里的运作。吾人只遵照内心宇宙的范围思考，它不能超越那个宇宙而形成独立的判断。但是在某一个内心宇宙所得到的科学或道德的真理可以被不同内心宇宙的人所取得。文化观点并没有主张不同的语言是不能比较其内容、或者没有共同意义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的史学家采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协助；文化史学家的不同处在转向人类学和文学理论。〔21〕
    从70年代初开始，很多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美国史学家、喜欢采用一种对20世纪欧美文化发展的看法：认为在这个看似有教养的时代里发生了现代主义的大变动，随着来的是后现代主义的革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共同特性，为与过去时代连接和不连接的只是一个复杂网状系统，而后现代着重此系统中不同种类的各式组成因素。〔22〕
    这些史学家，于70和80年代，喜用人类学理论以探讨这复杂网状系统的内容，其著名理论有吉尔兹（Clifford Geertz ）的“密集描述”（Thick Description）。〔23 〕吉尔兹认为文化不是一种能使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用因果关系相联的力量；它只是一篇辞章的“上下文”，在其中产生易领悟到的，也即是得自密集的描述。〔24〕人类学着重领悟性之从广泛的上下文中取得，已成为寻找意义的解释方式，以代替科学之追寻原理原则的方式，这种提倡采用文学模式，而不从因果律中推演意义，早在福柯与德里达的写作中已见到，现在已成为研究文化史的主要方法。史学家之喜欢此种方式，因对意义的解释是直接从过去的人怎样回归到个人的经验内找到。
    最近一、二十年来，不仅很多社会史学家转到文化史的研究，即使马克思主义者和年鉴学派的死硬派亦然。虽然开始时多在各自的理论设计中寻找根源，最后也不得不着重文化因素。
    马克思主义者之注意“文化”可追溯到20和3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的遗著《狱中札记》（1947年出版）内。他提到“霸权”（hegemony）一词，意指共产党要真正建立其权力，只在运用文化控制其他的社会阶级上。物质力量不能赋与权力，故必须发展施用文化和思想领导的方法。葛兰西此种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影响。例如英国左派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在他的有关英国工人阶级史的名著中，〔25〕即推崇文化和道德干预的重要性，要以文化方式操作物质经验。〔26〕
    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力量发生兴趣的还有英国的威廉斯（参阅前文）的文学批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批判理论。法国的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1918）想将马克思主义转入结构主义的方向发展。例如他提倡“多元决定”，认为事物具有复杂的矛盾，对此复杂矛盾的解决而出现的新情势，即是多元决定。他又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精神的性质，与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经常、有效、实际地在一起。“表现因果性”（causalite expressive）是他采用的一个术语，以指事物内部本质的全部因素只不过是现象的表现形式而已。〔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