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史学界的各种反应态度
    史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有各种不同的反应。传统派拒绝该理论正如拒绝其它的理论一样，认为不需要、不健康和干扰了史学领域。社会史学家以其离开社会状况太远而拒绝之，但也有社会史学家接受此新理论者。受此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新文化理论的史学家，至少认为它重振了史学界有关方法、目标，甚至知识基础的讨论兴趣。尽管上节所述的一些问题易起争议和使人不安，却是些急待回答的问题。
    有些学术界的女性主义者认为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志趣相投，因为它着重偶发性、人的狂狷和文化规律和行事的多变性。在美国，女性主义史学家们实为提倡新文化史的先驱者。她们认为文法中“性”（gender）的观念即表示了文化和语言在人文学科中的深厚影响。性作为文法的名词或代名词（如阴性、阳性、中性）的发展上看，在英语中已逐渐代表了文化和社会建构出的女性和男性的区别。极端者如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接受后现代主义的立场，要将一切现有知识的地位相对化，而将历史知识降低为只是对意义的感觉。〔39〕因为女性主义史学家与后结构主义的离合是最近30年来史学界一个突出的现象，将于下节专门述及。
    总之，后现代主义看法的流行已引起史学界的辩论。其主题为该主义混淆了本文（text）与上下文（context）、 或语言与这社会世界之区分。此辨论焦点落在“解释”与“解释手段”的分别上：要解释的是本文、效果、相倚变数、诸如资本主义的兴起、官僚理性的运作、或现代社会与日俱增的非人性等观象；解释手段的意义是像上文、原因、独立变数，诸如新教的工作伦理、市场扩大、或现代社会功能的与日俱增等推动历史的理论看法。后现代主义否认任何“本文”与“上下文”“因”与“果”的可能区别。这种立场其实伤害了所有的社会理论。
    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想要取代因果解释和社会理论，而着重事件资料“已身的反弹性”（self-reflexivity ）和文字建构的问题：此即为史学家们如何建构他们的本文、如何才能制造真实的幻像、或真实的感觉，能提出对以往事实描述逼真的保障，或有时称为“真实效果”（truth-effect）的问题上。此立场尚含有一层意义， 认为史学家不能真实地捕捉过去，而是像小说家一样，表现出好像在真实地捕捉。如此说来，过去对真实的追求就会被当今史家制造“真实效果”的“己身反弹性的分析”所取消了，过去自认为在追求真理的史学家都是被自己的幻觉所迷惑的人。
    有些史学家受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冲击后，开始了解以往认为能符合事实的叙述技巧和分析形式，多含有社会和政治的宏观设计的牵连。例如美国在20世纪早期的“新史学”和50与60年代的社会史学，多站在进步和民主的立场，用大刀阔斧式的文笔与落后、传统作战。当今的这些史学家像是随著文学批评而转变了自己的心态，认为写作只能是片断和部分的，与过去主张大格局式的叙述无关。在对“大历史”的效用失望之余，只好怀抱讽刺的心态而写“小历史”。
    又有些史学家，特别见于某些女性主义史学家，与上述选择喜剧、浪漫、或讽刺的心态不同，而重新着重应与过去作联结的叙述，以了解自己的需要。他们也着重客观解释的需要，并认为过去历史写作有偏袒性。但与其想证明现在比过去的史学家要高明而指出他们的失败处，不如去学习他们如何将这世界看出意义的努力上；与其着重不可能的完全客观或完全采用因果式的解释，不如彰显需要最客观和可能的解释，作为推动史学研究的途径。此途径或不是直线地通到将来，但可能协助人类走向一个愿意生活其中的社会。历史叙述不是文学的一支，故其研究重点应该包括政治、社会和知识等理由的考虑。
    后现代主义的论证或语言模式扰乱了传统历史解释的严格体制，故亦会开启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假若史学家须要放弃年鉴学派的层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结构等的比喻，后现代主义史学之将社会和自然世界减缩到语言，本文到上下文，似乎亦犯了语言决定论的缺点。这是另外一些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反应。〔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