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福柯对法、美史学界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与西洋史学发展的关系，可以从福柯对法、美史学界的影响中得到较深认识。
    福柯在他去世前不久曾说他的写作为历史的研究，但他不是史学家。他对史学界的态度是小心戒慎，但又夹杂着轻视。他写史方式不同，在于超出一般史学界所习用的概念与方法，而趋向孤单和激进的个别式，以别于史学界之着重集体式之探讨。〔50〕他在60年代共出版了5 本书，声誉也随之与日俱增，但多在文学批评和理论、哲学、政治等学界内，不在史学界。60年代中写文评论福柯著作的史学家只有一位，即法国史学家芒德鲁（Robert Mandrou）于1962年评福柯刚出版的《古典主义时期的疯癫故事；疯癫与无理》（Folie et de'raison:histoire delafolie a' l'age classique,Paris,1961）一文，载于《经济、社会 、文明年鉴》（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 civilisation,vo117[1962]771-72）。《年鉴》编辑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特又加评语称赞该书。福柯的成名作是1966年出版的《语词与事物：人文科学的一门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Une Archéologie dessciences humaines），出版4星期内，卖掉20,000册， 被译成数国语言，英文版出现于1970年。评论此书的文章，法文有5篇，英文有33 篇，却没有史学家的评论发表。从开始，福柯未被认为属于史学界。芒德鲁在1962年的评论中称赞该书已证实了疯癫是一种文化事件，而不仅是自然现象，并认为福柯是一位兼跨哲学、心理学和史学三领域的作者，布罗代尔在短评中指出该书探讨了文明心理结构的“神奇途径”，而该途径将是研究工作的重要模式，此书对年鉴学派的贡献一见于有助以后心态史学的发展，芒德鲁即是心态史学重要人物之一；二见于不同学术领域观点的重要性之接受上。〔51〕
    1970年福柯被选为法兰西学院（Collé ge de France ）教授而挤入法国学术界精英地位，他的知名度更为增长，从该年起法国史学界接受福柯意见的人也增多。例如从1970到1981年间，在《年鉴》学报中引用福柯著作者有36篇文章，1970年即占了6篇。1975 年福柯发表的《鉴督与惩罚：监狱的诞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delaprison,Paris,1975）内容很像史学书籍， 他放弃了从前坚持的历史发展为不连续性的看法，并在撰写方式上接近社会史的著述。以后出版的书籍，如1976年的《性史》（Histoire de la seualité）第一卷、《知识的意志》（La Volontéde Savoir）、与1984年的《性史》第2 和第3卷，皆被认为是社会史。 甚至早年发表的《疯癫与无理》亦被认为是探讨“越轨现象”的社会史的先驱。在70年代采用类似题材研究的史学家愈来愈多，福柯的想法已被法国史学界接纳。但不久又见到疏离。其原因将在后文提出。
    美国史学界的接受福柯思想始于70年代尾。虽然早在1973和1974年已有介绍福柯在英美史学刊物内出现，但只是边缘刊物如《历史和理论》（History and Theory）。〔52〕第一篇出现在史学界的主要核心刊物，为评论福柯《监督与惩罚》的短文，见于《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82卷（1977年），第605至606页。
    正式介绍福柯思想进入美国历史研究的论文见于1979年的《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History ）和1982 年的《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内。〔53 〕由于美国史学家开始接受“语言转折”的看法，对福柯著作的兴趣也逐渐增加。90年代初甚至有专门编辑研究福柯著作的论文集之出现。〔54〕1991年10月芝加哥大学特别举辨了一场学术会议，讨论“福柯与当今历史写作”。此讨论中也如在法国史学界一样，出现对福柯思想疏离的态度。〔55〕
    福柯对法、美史学界的影响主要见于提供宏观叙述上的一个新基础。此基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由现代化理论、年鉴学派和马克思学派所提供，后转变成社会学的（包括语言转折的冲击）各式理论，而又被后现代主义所取代。福柯提倡的“论证行事”是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影响中最得力的思想。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法、美两国，其他西洋国家如英、德的史学家接纳其思想的亦大有人在。〔56〕福柯认为每一种知识领域皆具有“知识--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各种创造新知识的考虑上必需兼顾到知识和权力两方面，才能改变知识的形式和权力的关系。换句话说，从事某项研究工作的人们，也即是在同一权力关系中从事研究者，要达到相互间的了解，必需采用同样的语言方能共同工作。
    史学家之疏离福柯思想也即在这“权力关系”中遇到严重的困难，以致失掉沟通。例如杭特（Lynn Hunt ）在她所编《新文化史》的绪言中，〔57〕分析了文化史如何从福柯的“论证行为”（discursive pr-actice）概念内得到灵感，想要从社会史的长期督导下将史学解放出来，而建立新的自主研究领域。但杭特仍然不能脱离传统经验论的立场，此也即是福柯所反对的立场。福柯主张的“论证行为”的分析，仍然需要假定、概念和方法，但不是公认的社会史所采用的一般、主控的概念。此主控概念涉及到权力关系。很多接受福柯思想的史学家，提倡语言转折，时常运用“论证行为”以反对社会史主控概念的适当性。殊不知福柯对“论证行为”分析的真正意义是指历史只是一种智慧薰陶，它与“过去的真实”史事不应混为一谈。对福柯言，过去的社会或文化事实并不就是社会史或文化史的内容，而是史学家发展出自己的对过去的概念认识后，将其建构成历史的“社会”或“文化”内容，因为这两类不同典范不是为了同一的“过去”而设立，故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这也是何以福柯不否认用社会决定因素来解释“论证行为”的可能性，但决不是施用社会史所采的一般、主控的概念。〔58〕
    福柯认为历史工作通常着重寻找正确的原始资料，然后对它作些反省，赋与它原来并不存在的意义和真理。史学家多不谈理论或臆测的反省，但可自由取用他人意见作此反省。此种传达知识的分工方式已产生了问题：一方面它假定谁去“想”和谁去档案室找资料的层次现象；另一方面哲学家或任何人若接受史学家的作品而不去批判它，容易犯上采用历史的基本假设的错误。故福柯提倡“考古”和“系谱”的方法，即用来探测历史作品中的思想为何，而哲学家必须到矿底或根源去挖掘它。福柯曾与一些史学家们长期合作过，并共同发表有注解的档案资料，他也直接采用“考古”字样作为他的著作的命题。〔59〕
    史学家对福柯的主要疏离理由也即在上述观点内。福柯通常不回答史学家认为最重要的事：此即福柯的概论多未被足够的证据所支持。〔60〕史学家对福柯的疏离也指出史学本身的一个基本问题：历史知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