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与纺纱机有关的重要技术知识介绍到欧洲后，对于纺织工具改良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因此即使阿克莱水力纺纱机并未直接摹仿水转大纺车，它也会从对上述介绍中受惠匪浅。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以王祯《农书》中的水转大纺车为代表的中国纺织机械技术知识之西传，对于以阿克莱水力纺纱机为代表的欧洲近代机器的产生，确实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当然，与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相比，王祯《农书》中的水转大纺车在结构工艺上还不够完善，还存在着一些较大的缺陷。在传动机构方面，大纺车（工具机）与水轮（动力机）之间仅仅通过皮带来传动，而皮带运动不够规则，难以保证纱锭的均速转动。同时，在皮带之外别无调节机件，不能根据生产需要随时调整纱锭转速，因此纺出来的纱不仅会时粗时细，时松时紧，质量不均，而且在纺纱过程中还容易断头。更重要的是，大纺车上没有牵伸机构，因此只能用于对纤维较长的麻、丝进行合股、加捻和卷绕，而不能用来纺纤维较短的棉（特别是纤维短、拉力小的亚洲棉）。元代以后，麻纺织业逐渐让位于棉纺织业，因此不能从事棉纺的水转大纺车也随之销声匿迹，似乎是很合乎逻辑的。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明清的工艺技术条件下，水转大纺车的上述缺陷是可以克服的。例如，在传动机构方面，工业革命期间的英国麻纺机的传动机构，也仅是传动皮带之外再加上一个螺旋调节装置，使操作工人能够根据需要拉紧或放松皮带，达到皮带运动的规则化。同时，在转动轴与纱锭之间，用齿轮传动装置取代另外一条传动皮带，即可使得纱锭运转匀速，保证纺出的纱粗细松紧均一，不易断头。
    大纺车没有牵伸机构，因此不适于纺棉（特别是亚洲棉），这是客观的事实。但是，对大纺车加以改进使之适于纺棉，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并未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障碍。事实上，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上的牵伸机构，不过就是安放了两根可前后滑动的木杆，并用一个木托架代替执棉条的那只手而已。纺纱时，纺工用手托住木托架，使之来回行动，另一只原来就摇纺车转动曲柄的手，仍然摇动曲柄使纱锭转动，这时棉条从两根木杆中间穿过绕到锭上，由于木杆的移动，棉条在受到拧绞的同时得到拉伸，从而解决了纺棉纱的关键技术问题。阿克莱的纺纱机用4对由1个轮子推动，但速度不同的滚筒代替了木杆，使得拉伸工作更为规范化。这些改进在工艺上并不困难，其所需的工艺技术知识，也“并未超过元代中国人的技巧之所及”（注：Elvin,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p.199.）。事实确实如此。到了清代，创造出了利用张力和捻度控制牵伸的纺纱用大纺车（即多锭纺纱车），一直沿用到20世纪中期。这种大纺车不仅设有罗拉作为牵伸机构，而且增加了加压装置以调节棉纱的粗细，同时在纺纱的方法上也与过去传统的方法有相当的不同（注：参见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第196页。）。经过这些改进，大纺车完全可以胜任棉纺工作。
    此外，在水力动力机（水轮）方面，王祯《农书》中的水转大纺车也还有需要改进之处。但是正如伊懋可所说，“对于一个早在宋代就已制造出双动活塞投掷机（double-acting piston flame thrower）的民族来说，这应非不可克服的困难”。惟一的问题仅在于没有人去进行这些方面的改进工作（注：Elvin,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p.199.）。
    三同种发明，两样后果
    元代中国水转大纺车和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的出现，无论两者之间是否有直接的渊源，它们都是世界科技发明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这两个伟大发明所引起的后果，却形成鲜明对照。
    过去许多学者（包括我本人在内）都认为水转大纺车在元代以后即销声匿迹，并对此感到大惑不解。但是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应当加以更正。
    首先，在元代以后，仍然有关于使用水力纺纱机械的记载。李约瑟从朝鲜史籍中搜寻到一条非常宝贵的史料，足以证实一直到18世纪末，华北有些地方还在使用水力机械来缫丝。李朝著名学者朴趾源于1780年在华北旅行时，亲眼目击了这种机器。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我路过河北三河县时，我看到各方面都使用了水力，熔炉和锻炉的鼓风机、缫丝、研磨谷物--没有什么工作不是利用水的冲击力来转动水轮进行的”（注：原出于朴趾源《燕岩集》卷16，转引自《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2分册《机械工程》第456页。）。这是我们今天惟一能够见到的有关元代以后水力纺织机使用的记载，而且它也没有具体说明朴氏所见到的缫丝机的形状、构造及其他情况，但是它仍然以一个明确的时间和地点，证实了元代以后水力缫丝机的使用。
    其次，虽然水力驱动的大纺车在元代以后确实罕见，但是人力驱动的大纺车却并未消失，在一些地方直到清代后期仍然在使用。这里要强调的是，得到使用的不仅有元代发明出来的丝大纺车，而且还有新发明出来的棉大纺车。
    使用大纺车对蚕丝等进行加捻及合线，自元代一直沿袭使用了下来。从晚清卫杰所著《蚕桑萃编》所记载的江浙、四川等地的丝大纺车的图文来看，清代的丝大纺车在结构上比元代有相当大的改进。这些改进包括：首先，车架由长方形体变为梯形体，上狭下阔，因而稳定性更好。其次，锭子的排列由单面变为双面，使得锭子数量随之大大增加。因此元代的大纺车，每台仅有纺锭32枚，明清时则增至50-56枚。再次，明清时的丝大纺车，上面加上了给湿定型装置（江浙水纺车上是竹壳水槽，四川旱纺车上是湿毡），使得纱管上卷绕的丝条保持潮湿，提高了丝条张力，防止加捻时脱圈，同时也有利于稳定捻度和涤净丝条，从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虽然强捻的经纬丝条可以在手摇纺车或脚踏纺车上加工，但是生产效率与捻丝质量远远不及大纺车（注：参见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第193-196页。）。在丝织业发达的江南城镇中，丝大纺车一直在使用。清代中期江南使用的丝大纺车（大车），一般有纺锭50枚。每部大车需二车1-2部、小车1-2部、洋车4部配合（注：徐新吾：《关于麻丝棉大纺车及三锭棉纺车的历史过程与议论》，收于徐氏《中国经济史料考证与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51页。）。但是与王祯《农书》中的水转大纺车不同的是，这种丝大纺车不是靠水力推动，而是靠人力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