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而言，在人类历史上，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的出现，代表了近代大工业时代的开端。这与王祯《农书》中的水转大纺车所遭遇的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伊懋可评论水转大纺车时说：“虽然这种机器还不是非常有效，但如沿其所代表的方向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中古时代的中国很可能会比西方早四百多年就出现一场纺织品生产上的真正的工业革命”（注：Elvin,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p.198.）。然而，这场看上去似乎有可能会发生的工业革命并没有发生。不仅如此，连水力纺纱机本身也像一现的昙花，失去了踪影。又要再等待四个世纪之久，它才又以新的面目重新出现于英国，并引起一场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革命。元代水转大纺车后来所遭遇的情况，令人浩叹不已。
    然而，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也不必为水力纺纱机在中国的坎坷命运而过分感到惋惜。中国古语说“楚材晋用”，如果把这个成语中的“材”解读为重大技术发明，那么“楚材晋用”应当是一种普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一种伟大的发明出现于某一个地方，但是经过漫长时间后，在另一个地方才得到广泛运用，并取得辉煌的成就，这是十分正常的。从技术上来说，开始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所依靠的技术成果绝非英国自身的发明，而是此前欧亚许多地区技术成就的汇集。不仅欧洲大陆，而且就是像中国这样遥远的国家，从技术上都对英国工业革命作出过直接或者间接的贡献。本文所谈到的中国水力纺织机器（捻丝机、纺纱机、丝织机等），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与方式，辗转传到意大利与法国，然后再传到英国，促进了以阿克莱水力纺纱机为代表的纺纱机的变革，从而对工业革命的出现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水力纺纱机不论在中国、意大利等地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但是最后它仍然对人类命运起了重大作用，因此其发明确实具有了不起的意义。由此而言，不管后来的成败利钝，元代的水转大纺车作为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水力纺纱机，理应得到高度的评价。发明出这种水转大纺车的元代中国无名工匠，也完全有资格与阿克莱、哈格里夫斯和克隆普顿等人一样名垂青史。
    最后，大多数读者读了这篇文章后都难免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同种技术发明，会产生两样截然不同的后果？这个问题与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的“中世技术革命”没有把中国带到工业革命，而过去比中国在技术上落后的西欧到了近代早期却不断出现技术进步，从而跨入工业化时代（注：雷纳托·赞格里和卡洛·波尼早已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15世纪的意大利的米兰和伦巴第等城邦国家已使用相当先进的纺织机器进行生产，却未能发生工业革命？见前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637页。）。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不可能在这篇文章里进行充分讨论。我在此仅指出几点：首先，在讨论“李约瑟之谜”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心里不能预先存有“技术进步必定能够引起工业革命”这样一个“真理”。像工业革命这样重大的经济变革，绝非仅靠技术进步就能够引起。工业革命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和怎样发生的，到今天还是一个没有一致结论的问题。因此简单地认为“技术进步必定能够引起工业革命”，显然是错误的。其次，虽然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技术进步本身并不能直接引起经济发展。在此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蒸气机。远在公元1世纪末，赫罗（又译为赫伦）就已发明出了最早的蒸汽机，并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注：今日科技史学家兰德尔斯根据赫罗的蓝本将该蒸汽机复制出来，每分钟转速高达1500转以上。参阅彼得·詹姆斯与尼克·索普《世界古代发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44页。）。在文艺复兴时代，赫罗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受到欧洲各国人士的重视，他们在此基础上不断地研究蒸汽机的改进问题（注：哈孟德夫妇：《近代工业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02-104页。）。关于蒸汽机的基本知识，在18世纪以前的欧洲已经不再是秘密。但是在18世纪后期以前，这项技术进步并未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第三，技术进步本身也只有在各种必要因素都齐备时，才能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广泛运用。迪安（Philis Deane）认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的两大特征是：（1）非畜力驱动的机器的使用；（2）旧的原材料由新的更有效的原材料取代（注：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4卷上册第3章（迪安执笔），第131页。）。此外，还有第三个重要特征，即矿物能源的普遍使用。雷格莱（Edward Anthony Wrigley）说：近代工业化实际上是一个从“发达的有机经济”（advanced organic economy）向“以矿物能为能源基础的经济”（mineral-based energy economy）的转变，“要成功地摆脱有机经济所受的制约，一个国家不仅需要那种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化，以达到近代化；而且也需要下述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即越来越多地从矿藏中、而非从农业产品中获取原料，尤其是能够开发大批能源储备，而非依赖各种过去提供生产所需热能与动力的可再生能源。英国经济正是在上述两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化了的”（注：E.A.Wrigley,Continuity,Chance 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115.）。因此，即使出现了某种重大的技术进步，倘若不同时具备材料、能源等其他必要条件，这种技术进步也不可能引起重大的经济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水转大纺车虽然是一项伟大的发明，但是仅靠它本身是不可能引起像工业革命那样重大的经济变革的。伊懋可说把元代中国的水转大纺车改进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水力纺纱机，对于明清的中国人来说并无不可克服的困难；惟一的问题仅在于没有人去进行这些方面的改进工作。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并不具有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因此即使明清技术专家成功地进行了这项工作，也不可能像巧逢各种条件齐备的阿克莱的水力纺纱机那样得以风云际会，成为工业革命的先驱。这也正是为什么水转大纺车在世界经济史上没有、也不可能占有像阿克莱的水力纺纱机那样显赫地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