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棉纺织业中，改进更为显著。如前所述，元代的大纺车因无牵伸细纱条的能力，所以只是用来对丝、麻等准长纤维进行加捻合线。到了清代，由于“纺棉纱、织棉布在广大农村中已成家户恒业”，因此“经过纺纱人们长期精心研究，终于创造了利用张力和捻度控制牵伸的纺纱用大纺车，即多锭纺车。这种纺车至今在某些农村还在继续使用”。一些地方可能出现使用大纺车纺棉纱的情况。陈维稷并且对“现在浙江农村沿用的多锭纺纱车”的实际构造进行了研究。这种纺车设有罗拉作为牵伸机构，纺锭多达40-80个，分别竖立在车架两面；车上使用了飞轮、手柄、偏心轮等机件，为王祯《农书》中的大纺车所无。陈氏还指出：这种大纺车的纺纱原理与方法是从手摇纺纱工艺中继承和改进而来的，但在结构上与方法上都大有创新（注：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第193页。）。不过与清代使用的丝大纺车一样，这种棉大纺车也是依靠人力而非水力推动的。另外，这种棉大纺车出现于何时？陈氏仅说是“约在清代”而未提出证据，亦未作任何说明。徐新吾认为可能是清末甚至是清代以后之事（注：徐新吾：《关于麻丝棉大纺车及三锭棉纺车的历史过程与议论》。）。换言之，人力驱动的棉大纺车在清末以前即使有使用，肯定也是非常局限。
    因此，在明清绝大部分时间内，水力纺纱机，除了个别的地方（如前面提到的三河县）外，不见使用的记载。人力大纺车虽然有改进，但是人力作为机器动力不仅不理想，而且不划算（注：即使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清代中期的江南，情况也如此。例如道光十六年江南造出大型龙尾车，因“全资人力”，故“率归废弃焉”。见郑光祖《一斑录》杂述6。）。虽然不同形式的大纺车在元代以后还在中国的某些地方使用，但是这些大纺车由于不再是水力纺纱机，因此可以说以王祯《农书》中的水转大纺车为代表的以水力为动力的大型纺纱机，在中国纺织业发达地区基本上已销声匿迹。
    与上述情况相反，阿克莱水力纺纱机发明出来之后，不仅在当时就迅速地普及，而且还与稍后出现的其他发明（如哈格里夫斯的“珍妮”机、克朗普顿的“骡机”等）相结合，导致了纺纱生产的革命。这些新型纺纱机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纺纱的效率，造成了纺与织两大主要工序的新的不平衡，于是引起了织布机器的改进（注：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第286-287页。）。这样，传统的手工纺织就逐步机械化，成为机器纺织业。这又促进了其他产业部门的机械化，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1页。）。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的发明和使用被视为工业革命的开端，原因也就在于此。
    这里要强调的是，从西欧历史来看，在工业革命所赖以发生的诸多条件中，水力推动的机器的发达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条件。虽然工业革命以使用机器生产为特征，但是机器的使用并不是工业革命时代的特有现象。金培尔（J.Gimpell）把机器的使用称为“［欧洲］中世纪经济发展中头等重要的因素”（注：ジ。ギヤンペル（J.Gimpell）：《中世の産業革命》，岩波书店，1978年，第2页。）。而马克思则认为“机器在十六世纪的间或应用是极其重要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6-387页。）。因此即使在工业革命以前，机器之用于生产，已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现象。然而，欧洲中世纪后期的机器使用并不会引起工业革命。原因之一是这些机器主要仍然以人力推动，因而严重制约了机器自身的发展。马克思在分析近代早期欧洲机器的变革时说：“工具机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但是工具机必须有合适的动力才能工作。马克思曾对蒸汽动力出现以前的各种生产动力的优劣作了比较。他指出：人力太微，“更不用说人是产生划一运动和连续运动的很不完善的工具了”；风力“太不稳定，而且无法控制”，难以有效使用（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2页。）。而在余下的两种主要动力--畜力和水力之中，水力又具有比畜力更大的优越性，因而对机械与机器使用的意义尤为重要（注：J.Gimpell说：“水能在中世纪的重要性，不下于石油在今天的重要性”，因为“水力机械的运用是中世纪经济发展中头等重要的因素”。参见前引ジ。ギヤンペル《中世の產業革命》第2页。）。因此只有具备了必要的水力条件，“原先只是用人当简单动力的那些工具，如推磨、抽水、拉风箱、捣臼等，才能发展成为机器”（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2页。）。因此，是否使用水力，对于机器自身的发展至为关键。从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来看，在传统的人力机械到蒸汽动力推动的机器之间，往往需要一个过渡的阶段，即水力推动的机器的阶段。一般而言，只有当水力推动的机器发展相当完备时，使用蒸汽动力才有可能。其原因不难理解：如前所述，动力机只是“发达的机器”必备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只有动力机而无相应的传动机构和工具机，它也无用武之地。相反，如果水力推动的机器在以上三个方面都已经比较完善，则用蒸汽动力取代水力就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了。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水力纺纱机之所以能够迅速转变为蒸汽纺纱机，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可以说，水力推动的机器为蒸汽推动的机器奠定了基础。菲律斯·迪安（P.Deane）认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的两大特征之一是“非畜力驱动的机器的使用”（注：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等4卷上册《工业社会的兴起》第3章（迪安执笔），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31页。）。而在蒸汽机使用之前，惟一的“非畜力驱动的机器”就只有水力驱动的机器。在此意义上来说，使用水力推动的机器是工业革命的前奏。虽然由于自然条件所限，水力推动的机器的使用不可能非常普遍，但是这种使用对近代大工业的产生所具有的影响却非常巨大。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指出：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面世时，“一座典型的以水力为动力的工厂已拥有300-400个工人”，而“在整个不列颠群岛，这类工厂仅有二三十座”（注：Mark Blaug,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37.）。但是正是在这些工厂中所发展起来的机器生产体制，却成为了日后近代大工业生产以及近代工厂制度之滥觞（注：马克思指出：“在纺织工场手工业初期，工厂的厂址取决于水流的位置，而且这种水流必须具有足以推动水车的落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4页。）。
    上述现象以在英国表现得最为典型，但却不局限于英国。日本早在19世纪初，就有一些地方的缫丝业中已运用水力缫丝（水车缫）（注：根岸秀行：《幕末开港期における生丝缲丝技术转换の意义について》，《社会经济史学》第53卷第1期。）。在棉纺业中，1870年代长野县的卧云辰发明了土纺机。这种纺纱机“与洋式棉纺机相比，技术上有显著悬隔，因此不能迎上产生革命的主流”，但是它“与水结合起来，一个女工能照管100锭到250锭”。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使用土纺机的棉纺业迅速在全国推广，作为零细的手工工场而发展”（注：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第65页。转引自徐新吾《关于麻丝棉大纺车及三锭棉纺车的历史过程与议论》。）。此外以水力为动力的鹿儿岛纺织所也于1872年投产（注：刘天纯：《日本产业革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6页。）。这些水力推动的机器的广泛使用，可以说是日本纺织业生产近代化的前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