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一部分，在未宣布政治独立之前，奴隶制度就已遭受到许多宗教和政治领导人的攻击。例如，作为教友派教徒和福音派信徒的威廉姆·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berforce 1759-1833）、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 1760-1846）和格兰维尔·夏普（Granville Sharp 1735-1813）等。反对奴隶制度的运动在宗主国的首都和各殖民地蓬勃兴起。1787年，格雷古瓦神父（Abbé Grégoire 1750-1831）、雷纳尔神父（Abbé Raynal 1713-1796）、德·拉法夷特侯爵（de Lafayette 1757-1834）和其他一些人组成一个称做“黑人之友协会”（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的反对奴隶制度委员会。
    遍及该地区的思想变化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在18世纪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奴隶社会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英国和法国（大部分）的在外蔗糖制造商们（指不住在产权所在地的人）在各自帝国的首都成为新闻热点人物，这也引起了政治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的注意。在后者中最有名的应属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他在1776年写出了《国富论》，通过对生产成本的比较论证，他坚信：“基于历史与民族的经验，我认为，雇用自由人来工作要比使用奴隶来完成廉价得多。”他进一步论述道：“奴隶制既不经济也不合理，因为种植园体制是一种浪费，而且奴隶所花费的成本要比自由劳动者花费得多。”
    人口的结构类似一个热带美洲的典型的奴隶种植园剥削社会。约有25,000白人殖民者处在这个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中间为一个与白人殖民者数量相当的中间附属阶层，是遍及加勒比海诸殖民地的自由的白人与非白种人通婚的后裔，被称为混血种人（gens de couleur）；下层是占大多数的，约有500,000人，受压迫、污辱、奴役和剥削的来自非洲或非洲血统的奴隶。这些人口统计比例可能与牙买加、巴巴多斯岛或古巴的奴隶种植园政权达到巅峰时的数目相似。蔗糖、咖啡、棉花、靛青和与之相伴的附属活动依然保持着凝聚力。因此，这些当地的种植园社会与经济通过延伸至非洲的跨岸贸易这根弦被紧密地联系起来。经济运行的可行性依赖于通过输入非洲奴隶来不断补充劳力。然而，这个体制，由于其商业市场运作延伸至几个大陆，既精密又复杂。
    在法属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白人、自由的非白色种人、奴隶形成了三个明显的社会等级，但这种阶级划分掩盖了遍及社会各部门的阶级和相应的阶级内部冲突的复杂体制。在白人中间，阶级冲突存在于那些成功的所谓“大资产者”（grands blancs）连同他们的佣工--种植园监工、技工、管理者与所谓的“小资产者”（petits blancs）--小商人的代表、小经营者及各种类型的依附者之间。冲突是明显的。同时，所有白人对中间阶层的混血种人（gens de couleur）都怀有不同程度的恐惧和疑虑，而且尤其是对那些拥有财富、受过教育、举止文雅、勤俭节约、积极进取、且极具流动性的代表们。对于他们这一部分人来说，自由的非白色种人，在革命发生前的二十多年间，注意到了其政治及社会才能日益受到限制。他们的财富和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小资产者”的社会地位。然而，他们也是一个内部分裂的团体，大体上是基于血统和肤色的划分。至于奴隶，他们都是有区别的--如果这是一个确切的术语--其法定地位是他们主人的终身财产，并且时常受到高度的压制。在奴隶这一部分内，地位的划分源自许多令人费解的因素，技能、性别、职业、场所（城市或乡村、家里或田间）、生产关系或主人一时随意的怪念头。
    尽管紧张状态确实在各阶层内部和阶层之间小心而持久地维系着，但奴隶社会仍是一个极富爆炸力的社会。尽管有奴隶这个普遍的事实可能产生跨阶层的共同利益，但其发生并不经常或强大到足以达到明显的阶级一致。白人和自由有色种人经常漠视奴隶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但无论如何他们仍不得不持续地与奴隶谈判，以免使其世界崩溃。同样相似的种族和肤色不利于自由的非白色种人和奴隶之间的亲和力。奴隶从不承认对其法定的宣判，但对种植园奴隶制的永久的军事反抗，无论是在个别的圣多明各还是整体上的加勒比海，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在何地何时该体制发生崩溃的原因，与其说是内在的个体人为的商业建设的革命性安排，不如说是各种情况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圣多明各这套体制1789年本来不会崩溃。客观地说，海地突然局部地导致体制崩溃，似乎是因为加勒比海奴隶制度这一系统本身孕育了毁灭的种子，因此而不能无限地持续下去。
    骚乱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各殖民地不满情绪的报告主要代表的不是人们的普遍的评论，而仅仅是那些富有的种植园主和商人，尤其是在法国的在外地主的意见。正如法国人最终将发现的那样，在地理上，殖民地是相当复杂的。富有的北部种植园主（Plain du Nord）在数量上明显属于少数派。在西部省（West Province）和南部省（South Province）中间的许多利益和占有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方面，各地的自由人为了赢得法国的认可接受了革命的口号，但他们将其特殊化且只强调有利于他们个人前途的那部分内容。大资产者看到了《人权宣言》中资产阶级拥有与1776年在费城北美独立的农场主们相当的权利和特权。而且大资产者注意到自由不是作为一件私事，而是更大的殖民地自治权，尤其是有关经济的重大情况。他们也希望首都能授予他们更多的自由贸易的权利，因而逐步弱化国内重商主义者“商业排斥主义”的影响。小资产者渴望平等，即针对所有白人的积极的公民权，而且更少官僚机构对殖民地的控制。但他们强调基于同样纯洁的白人肤色的一种博爱。混血种人也要求平等和博爱，但他们的要求是基于一种不考虑肤色的所有自由人的平等，因为他们符合所有积极的公民权的其他条件。奴隶没有参与最初的辩论和大量地使用口号，但他们随之而来的行动清楚地表明他们支持自由。然而，这不是白人的自由。他们的自由是一种削弱其主人与种植园关系的基础并危及那些具有相当数量的、已获得自由的人们的财富和个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