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联系性与补充性的因素”没有在美洲其他地方出现--甚至没有在毗邻地的法属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及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出现。
    由政治上准自由的黑人构成的圣多明各的现实与拿破仑重建横跨法国与美洲帝国的光荣梦想是格格不入的。它在美洲其他地方的奴隶主中间也产生了一种安东尼·美恩戈特（Anthony Maingot）称之为的“恐怖意识”。在其欲望的驱使下，拿破仑于1802年派他的姻兄查尔斯·维克多·伊曼纽尔·勒克莱多（Charles Victor Emmanuel Leclerc）将军率领约10,000人的精锐的法国部队去实现其目标。这是一次破坏性极大却枉费心机的努力。其姻兄及44,000人的军队的大多数后来被派遣进行野蛮而残酷的重新征服的战斗，但拿破仑最终失去了这块殖民地。尽管图桑被法国以卑鄙的手段劫走，流放乃至死亡（过早地死于法国），但海地仍由原先的中尉，现在的新总督让·雅克·德萨林（Jean-jacques Dessalines）在1804年1月1日宣布独立。海地、加勒比海以及美洲将与1791年奴隶起义前，不再相同。
    三
    海地革命的冲击是直接而深远的。反对奴隶制的战争直接引发了整个地区的动荡，尤其是在牙买加的马伦人（Maroon）社区和圣基茨（St.Kitts）的奴隶中间。它引发了向邻近岛屿、美国及欧洲的移民潮，重新激活了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农产品的发展。正如阿尔弗雷德·亨特（Alfred Hunt）所说，海地的移民也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语言、宗教、政治、文化、烹调、建筑、医学及奴隶制的冲突，尤其是在路易斯安娜（Louisiana）。更重要的是，革命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大西洋世界的白人心理。海地革命无疑加强了遍及加勒比海的对种族、肤色及社会地位的敏感。
    在邻近的加勒比海诸国的政治和经济上层人士中间，作为针对马伦人的可行性的方法，以替代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是使其国家内部关系复杂化。这个下等白人占绝大多数的社会可能羡慕海地取得的成就，但他们知道，这不能简单地进行复制。“海地活生生的事实表明其结果不仅仅是黑人的自由”，美恩戈特写到，“而且，的确，还有黑人的统治。”这正是后者所恐惧的，因此，前者如果不完全被禁止，就不得不去限制。有利的时间、地点和环境的偶合导致没能产生又一个海地。对其他的白种美洲人来说，“勿忘海地”的呼喊被证明是遏制当地富裕的居民渴望政治自由，尤其是在奴隶社会的一剂良方。古巴争取政治独立的进程长期被拖延，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狡猾的西班牙人利用古巴克里奥人（Creoles）的“恐怖意识”，如对1789-1804年间圣多明各戏剧般的描述。然而，在1804年，当地政治及经济方面的上层人士已经很难继续满足于18世纪中期其自身的地位。海地不可避免地给所有的奴隶社会投下了阴影。反奴运动变得越来越强大、激进，尤其是在大不列颠，而且殖民地的奴隶们亦变得愈来愈不安宁，更重要的是在加勒比海白人失去了自信：在1789年以前他们确信能永久地维持奴隶制。在1808年，英国人废除了他们的跨洋奴隶贸易，并且在1834-1838年间废除了奴隶制。在这一期间，自由的非白色种人（和犹太人）连同白人在许多殖民地被给予政治上的平等。尽管他们的奴隶制于1803年在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重新构筑并苟延残喘至1848年，但法国人早在1818年就终止了他们的奴隶贸易。英法帝国的奴隶体制--加上荷兰及丹麦的奴隶体制--在行政管理上亦被拆除了。在西属美洲国家和大陆及巴西也可以说是同样的情形。在美国，奴隶制以一次破坏性的内战而猝然寿终正寝。1873年西班牙废除了波多黎各（该地区已不重要）的奴隶制。古巴的事例，该地区奴隶制极其重要，则证明了奴隶制废除的艰辛，但也是以一场长年的、毁灭性的内战而于1886年最终取得了自由。当时，它不是海地革命，而是海地本身在其近邻间激起的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