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和它的加勒比海的殖民地，革命的发展莫名其妙地走上了平行道。1789年，革命无疑是伴随着法国议会对凡尔赛的召唤展开的。尽管它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首都和各殖民地，但冲突的形式和抗议迅速地形成了。在首都，法国议会，尽管已经有175年没有召开而差不多被遗忘了，但它仍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来自各地的海外殖民者们以为他们将能成为法国人并且参与讨论，随着事情的进展，事实上他们并不具有那些历史和传统。在许多方面，他们是创造新型社会--一种种植园社会的新人。他们的经历与那些英属加勒比海的种植园主和奴隶主是截然不同的。
    起初，在1789年法国议会宣称其本身为国民会议，继而国民会议在1792年8月宣布法国成为共和政体之时，事情的进展似乎并不利于这些法国殖民地的代表们。在法国，正如詹姆斯·比林顿（James Billington）所述：“继之而来的武装起义的历史显示了一种对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不可抗拒的推力。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的十二人公共安全委员会（1793-1794年）让位于督政府（1795-1799年）之后为三人执政，再后1799年指定拿破仑（Napoleon）为第一执政，并且最终拿破仑在1804年加冕称帝。”在各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中，至少是在圣多明各，其最大的特色是：在武装起义期间，力量的联合吸引了非白色种人，并且以权力控制在奴隶和前奴隶或他们的后裔的手中而告终。
    随着殖民地局势的混乱，以致对首都的立法者来说很难加以解决，各殖民地的武装起义自北部大资产者憎恨小资产者的一次未遂的政变开始，由于在1790年被小资产者控制的圣马克（St.Marc，在西部省）殖民地会议正在起草一部宪法。两个白人集团武装起他们的奴隶并准备以革命的名义进行一场战争。然而，当国民会议颁布《五月法令》给予持有财产的黑人、混血种人公民权时，他们暂时忘记了他们的阶级差别，并且铸造了一个不稳定的联盟以制止种族平等的革命威胁。自由的非白色种人要求他们权利的坚定信念--同时也武装了正在准备战争的奴隶--使迫在眉睫的内战演变为一场不可避免的种族战争。
    判决并没有使上等自由人集团失去奴隶，但如果奴隶们能够为敌对的自由人的事业而战，那么他们也能为自己而战，而且事实确实是这样。暴力，首先是白人使用，然后变成了通用的手段。最后，在1791年8月，在一方或另一方宣称为自由而战的自由人的战斗持续了近两年，北部奴隶主的奴隶们也开始为他们自己的事业而战。而且他们一旦开始，就拒绝满足于任何不能达到他们完全自由的事情。当殖民政治体制不能承受他们解放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显时，为了获取自由，他们就在1804年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始于1791年的奴隶集体起义的合乎逻辑的延伸。
    但在它发生前，1792-1802年，圣多明各经历了一段混乱时期。在那时，有六个战斗的派系同时存在：奴隶、自由的有色种人、小资产者、大资产者和正在进行侵略的西班牙与英国的军队，加上徒劳地试图恢复秩序与控制的法国军队。彼此间的联盟不断形成并瓦解。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形势慢慢地有利于拥有绝对多数人口的一方--原来的不再甘于隶属地位的奴隶们。1793年以后，在皮埃尔-多米尼克·图桑·卢维杜尔（Pierre-Dominique Toussaint Louverture）（原是奴隶）的控制下，战争的形势无情地发生逆转，由确信自由观念必胜的奴隶掌握着。尽管时间短暂，它（即奴隶自由）却适时地由国民议会批准了，但这既不是战斗的结束，也不是奴隶制的消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793年奴隶的胜利，是殖民主义和法国革命的胜利。激进的革命形势及其殖民地管理者无法压抑的热情，尤其是雅各宾派委员里格·费利西特·桑托纳克斯（Léger Félidité Sonthonax）清除了所有反革命及保皇主义的迹象。这在圣多明各便利了黑人对白人的最终胜利。然而桑托纳克斯的作用并没有贬低具有杰出的军事领导力和政治敏锐力的图桑·卢维杜尔的作用。1797年，他成为该殖民地的总督，并且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赶走了所有侵略军（包括法军），而且制定了一部现代化的民主宪法。他也镇压了（但没有根除）在南部由安德·雷格德（André Rigaud）和亚历山大·佩蒂翁（Alexander Pétion）领导的自由有色种人起义。圣多明各的军队占领了毗邻的西班牙属圣多明各殖民地，解放了少量奴隶，成为具有新型结构的新式社会。作为对他的报答，图桑·卢维杜尔成为终身总督，这引起了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Bonaparte）更多的不快。
    圣多明各革命为什么遵循这样一个独特的进程并最终以废除奴隶制而告终呢？凯洛林·菲克（Carolyn Fick）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正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圣多明各奴隶制的废除是恰如其分地汇集在特定的历史交接点上的彼此间日益加强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的因素或者甚至是几个因素的组合--包括具有催化作用的法国大革命，种植园主和自由有色种人的殖民地起义，帝国战争的大环境及身为市政官员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的突出作用--都不能为圣多明各奴隶制的终止提供充分的理由，如果没有在军事上独立的有组织的奴隶起义的话……
    从赞同法国革命的立场上看，奴隶制的废除似乎基本上是革命的副产品，而且对于国家来说很难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紧迫问题。事实上，是桑托纳克斯启动了圣多明各奴隶制的废除进程，而不是法国的国民大会，其实，当时法国仅仅知道在圣多明各奴隶制将要被废除。因而，首都革命与圣多明各的黑人革命之间的至关重要的链接似乎在于联系性和补充性这两方面因素，即一方面是一次自决的、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另一方面是桑托纳克斯这样一位务实的废权主义者出现在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