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偏差直接造成了毛泽东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在经济工作上的决策失误。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首先发动了对“反冒进”活动的批判；1958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 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此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文革”期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大批所谓的“资产阶级权利”，大搞平均主义，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经济的纯粹性。在此期间，尽管中国共产党曾对经济政策加以一定的调整，但在党内“左”倾思想占优势、正确意见受压制的情况下，这些调整更多地表现为对现实情况的反应，而不是对整个经济发展思路的纠正。
    思想上的混乱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是深刻而长久的。中国经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出现了负增长，“二五”计划期间，我国的年积累率高达30.8%，而社会总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却分别下降了0.4%和2.2%，国民收入下降3.1%；“文革”十年间， 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缓慢，经济平均增长率呈下降趋势。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总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在这十数年间，中国经济的总体运行几经起落，却始终无法摆脱“左”倾思想的支配和干扰。“左”倾意识形态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最大的一个障碍。
    （三）新时期意识形态的演进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局面（1976年至今）
    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始发于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变革。“文革”结束后，“左”倾意识形态并没有能够得到及时的清理，中国经济也依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徘徊。而在1978年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思想解放步伐的逐渐深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发展成为党的主导意识形态，中国经济发展的局面也为之一新。
    新时期的中国意识形态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形成既是对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继承，更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创新和发展。概括而言，新时期中国意识形态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作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根本观点；认为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是党与国家长期的中心工作；在经济问题上，强调党在整个国家生活包括经济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强调以改革开放的方式促进生产力发展。
    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新时期意识形态的出现，对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诞生的诸多新生事物，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外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等等，无不是以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解放为前提的。换言之，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譬如，按照传统意识形态的看法，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在以往的经济建设进程中，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这一思想的束缚，将市场、计划与社会制度紧密联系到一块。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一系列讲话中，又一次提到了解放思想，推动改革进程的问题。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一论述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
    另一方面，新时期中国意识形态的演进也是社会经济领域内实践不断深化的结果。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给当代中国经济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由自主地发生转变。同样以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为例，自1982年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起，中国共产党在多次重要会议上都曾作出过有关商品、市场、计划三者关系的决议，直至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最终确立。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市场作用在实践中不断被人们所发现并逐渐深入人心的过程。
    因此，新时期意识形态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实践之间，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规范和被规范的关系，而是呈现出互动的特征；意识形态不再是实践活动绝对无法逾越的框架，相反，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突破往往还能更加有力地推动经济实践的前进。新时期意识形态与经济实践之间的互动局面，是中国经济在短短十数年间取得重大成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