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简短的结论
    通过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简单考察，我们努力建立起意识形态、经济政策与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并以此作为分析的框架。其中，经济政策是意识形态作用于经济绩效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变化往往关系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制订与调整，进而影响到现实的经济效果。至于这种经济后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不可以简单地一概而论。新中国的建设史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例证。
    从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来看，毛泽东时期的意识形态继承了革命战争时期的若干特性，是一种典型的“革命型”或“运动型”的意识形态。即便是在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和经济资源之后，这种意识形态依然鼓励对社会的批判，强调重建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在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造阶段，这种“运动型”的意识形态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中国经济发展也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可是，当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经济建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时，这种“运动型”意识形态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种种错误决策，使中国社会处于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才逐渐转变为保护和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促进力量。
    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对经济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不仅仅取决于它自身的特征。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的体系，它与现实之间总要存在着差距。因此，经济决策者在制订政策的过程中如何平衡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关系，就将显得非常关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经济决策的主要依据来自意识形态等主观的东西，结果使得经济决策与现实条件严重脱节，造成了“左”倾的错误。最突出的表现是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几乎是从自己脑海中业已形成的空想式的经济蓝图出发，发动和指导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决策过程中意识形态与实践之间的平衡关系，使得中国的经济政策更多地具备了现实主义的色彩，从而把中国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引入了一个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