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江南地区几乎“每州皆为路”，路的数量大增，往往有名无实。因此，新的路府建立后，随即进行改并。至元十五年七月，“改江南诸路为散府者七，为州者一，散府为州者二”（注：《元史》卷一○《世祖纪七》。）。招信、复州、安丰、海州等路降为散府。据《元史·地理志》，后来降为府州的路有：和州、无为、真州、滁州、泰州、通州、海宁、高邮、江阴、溧阳、英德、梅州、南恩、封州、新州、连州、循州、保宁、蓬州、归州。大德五年十一月，又“降容、象、横、宾路为州”（注：《元史》卷二○《成宗纪三》。）。
    四川地区，在元军占领过程中先后建立成都、崇庆、嘉定府、广元、保宁、顺庆、蓬州、潼川、重庆、夔州、叙州、马湖等路。但由于长期战争，户口流移，后来也不得不将一些总管府降为散府。至元十九年十月，“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令四川行省议减之”（注：《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调整后，四川保留九路、二府建制。
    经过建置改并，路总管府在南方建立起来。原南宋境内大约设置了一百二十余路。
    （三）边疆地区路总管府的建置
    元代还在边疆地区建置路总管府。东北地区，金代便建立上京、北京、东京、咸平等路。金元之际惨烈的战争，“契丹所置州县多为废城”（注：危素：《危太朴文续集》卷一《答札剌尔国王诗序》，刘氏嘉业堂刻本。）。忽必烈后期，东北地区建置了辽阳行省，但废于战乱的机构多未恢复，仅置有北京（大宁）、东京等七路总管府。漠北为蒙古部民分布之地，居民按千户、百户编制隶属诸王贵族，不置郡县机构。大德十一年（公元1308年），武宗建置和林行省，同时立和林路以处理行省治周围地区的部分事务。仁宗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改和林行省为岭北行省，和林路为和宁路。（注：《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岭北行省仅置一路，是置路最少的省分。
    云南地区，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征服大理后，按蒙古制万户、千户、百户来编制当地民户，建立其行政机构。《元史·地理志》云，“宪宗五年，立万户府十九，分善阐为四万户”。至元以后，云南地区开始推行郡县制。至元七年，改善阐万户府为中庆路。次年，“分大理国三十七部为南、北、中三路”（注：《元史》卷六一《地理志四》。）。大规模推广郡县制是在至元十一年云南行省建立后。至元十二年正月，置云南诸路规措后，以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为规措使，“置郡县，尹长选廉能者任之”（注：《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在大理段氏的支持下，云南地区“置郡县，署守令，行赋役，施政化，与中州等”（注：《元史》卷一六六《信苴日传》。）。据《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三年正月，“云南行省赛典赤以改定云南诸路名号来上”，大规模的郡县改置结束。云南地区共置三十七路。
    在接近中原的草原地区，至元年间，亦仿汉制置路，主要置有腹里七路：德宁、净州、泰宁、集宁、应昌、全宁、宁昌和砂井总管府，清代钱大昕及日本学者箭内亘曾著文对其建置沿革及其管辖范围进行较为细致的考证（注：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八七《元史二》，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箭内亘：《元代的东蒙古》，载《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六册，日本大正九年三月，收入《蒙古史研究》，刀江书院。）。甘肃行省置有兀剌海、亦集乃等路。但这些新置路分，多为蒙古贵族驻地或者分地所在，其政令、制度不同于内地诸路，基本上是“自达鲁花赤、总管以下诸官属，（投下）皆得专任其陪臣，而王人不与焉”（注：《元史》卷一一八《特薛禅传》。）。
    三、路的设官及其制度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称元代路一百八十五，列出一百八十三路，世祖至元后期，路经过调整后，稳定在上述数目，成宗以后没有大的变动。与前代相比，不仅数目增多，而且在管理体制上也呈现多极化的趋势。
    （一）路的等级划分
    宋金时期，路为一级政区，数量不多，也无等级之分，并且各监司的分路之制也不尽相同。元代实行路总管府制，民刑财赋之权，尽入总管府。至元前期，个别路分开始以等级名之。《元史·地理志》“东平路”条载，“至元五年，以东平为散府。九年，改下路总管府。”在平宋过程中，部分州府也有升为上路，如荆南府，“元至元十三年，改上路总管府，设录事司”（注：《元史》卷五九《地理志二》。），但当时尚未形成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