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的等级划分是从至元十五年开始的。《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五年六月，“各路总管府依验户数多寡，以上、中、下三等设官。”这次分等的具体情况尚不清楚，等级户口标准缺乏记载，可能只是为适应江南改建总管府的需要而进行的。当年七月，将部分户口较少的路降为府州，“改江南诸路总管府为散府者七，为州者一，散府为州者二”。次年七月，“定江南上、中路置达鲁花赤二员，下路一员”（注：《元史》卷一○《世祖纪七》。）。至元二十年，元廷在全国范围内制定路的等级，“定十万户之上者为上路，十万户之下者为下路，当冲要者，虽不及十万户亦为上路”（注：《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七》。）。但同年，中书省在给江西行省咨文批复中，对于江西省内总管府司吏的名额规定：“上路三十名，中路二十名，下路一十五名。”（注：《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一二《吏部六》，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元刊本。）可见在江南地区上、中、下三等路制依然不废。这种情况大约在至元二十三年后不复存在。至元二十三年正月，“设诸路推官以审刑狱，上路二员，下路一员”（注：《元史》卷一四《世祖纪卷一一》。）。这里没有中路设置推官的规定，此后也不见有关中路的记载。
    （二）总管府的组织结构
    《元史·百官志》载：“上路秩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并正三品，兼管劝农事，江北则兼诸军奥鲁。同知、治中、判官各一员。下路秩从三品，不置治中员，同知如治中之秩，余悉同上。至元二十三年，置推官二员，专治刑狱，下路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或二员，照磨兼承发架阁一员，司吏无定制，随事繁简以为多寡之额；译史、通事各一人。”
    在路总管府中，达鲁花赤与总管并称长官。其中达鲁花赤是监治官，掌官府印信，位在总管之上，文献中常称为“监”。总管“掌判署”，处理赋役词讼及一切政务，亦称“管民长官”。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皆为佐贰官，协助总管处理政务。由于地方政务采取集议形式共同裁定，在一般情况都能够发挥其作用。其中判官、推官又有专职，判官负有维持地方治安之责，亦称“捕盗官”。推官有自己的衙署推官厅，对州县呈报的刑狱进行预审。“凡遇刑名词讼，推官先行穷问，须要狱成，与其余府官再行审责，完签案牍文字。”（注：《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四○《刑部二》。）
    在路总管府官员的任用上，忽必烈规定各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并用。至元二年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注：《元史》卷六《世祖纪三》。）。这一制度同样适用于江南地区。在实际操作中，达鲁花赤原则上以蒙古人担任，其次则参以色目人，“汉人居是官，故事所不许”（注：《榘庵集》卷六《总管赵公神道碑》。）。平宋战争期间，一批汉人将领因军事需要而出任达鲁花赤，但至元十六年九月，再次重申“罢汉人之达鲁花赤者”（注：《元史》卷一○《世祖纪七》。）。蒙古、色目之人担任总管和总管以下各职则没有限制。这些规定，集中反映了元代民族歧视和民族分化政策。
    经历、知事、照磨各一员，元代通称首领官。唐宋时期，地方府州设置判官、推官、知录、司理、司法、司户等官，分理庶务，谓之“六曹官”，元承金制，“悉罢之”（注：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一五《宰贰》，江苏古籍出版社点校本。），以首领官代替“六曹官”统领衙门胥吏，分理官府案牍和日常事务。“凡狱讼钱谷工役之务，无有大小，率由胥吏白之首领官，首领官审其可行者行之。”（注：俞德邻：《佩韦斋文集》卷一一《送韩仲文赴安丰序》，故宫博物院影印本。）一般政务，司吏拟出处理草案，首领官审核后，交由总管府官员讨论裁决。胥吏包括司吏、通事、译史等职。司吏分曹处理庶务，通事、译史分别从事口头和书面翻译工作。
    总管府还有一些附属机构。至元十六年五月，转运司并入总管府，各路设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人，专管课税征收。后改设税务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员。各路还设有平准行用库，置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员。成宗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规定，“各路平准行用库，旧制选部民富有力者为副，命自今以常调官为之”（注：《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其他还置有学校、仓库、司狱、织造等机构和官员。
    （三）路总管府的下属机构
    宋、金时期，路为一级行政区划，皆直隶尚书省。元代由于行省制的建立，路总管府的隶属关系复杂。腹里二十九路，除河东、山东两道宣慰司所领六路（大同、冀宁、晋宁、益都、济南、般阳）外，余二十三路皆直隶中书省。腹里以外，路多统辖于行省。在远离省治地区建置宣慰司以统领诸路。《元史·百官志》载，“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与宋、金相比，元代路的地位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