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抗战胜利后中共部队抢先出关，曾经短期占领过东北各大中城市，国共决战阶段该地又是中共占绝对优势的地区，许多城市提前收复。因此，城市问题率先受到重视，在实践中形成的经验也比较系统。
    194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制定的《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比较全面地规定了接收城市的政策。指示要求改变对城市的旧观点，注意爱护和发挥城市作用。指示分析了违反城市工商业政策的各种情形及其严重危害，规定了保护新收复城市的基本政策。它包括：（一）实行短期军事管理制度。由攻城队最高指挥军事机关负责军管，所有入城党政机关及其人员均受其指挥；可吸收地方党政负责人参加军管会；军管期限的长短，由更高一级军事指挥机关确定；城市秩序大致稳定后，即应取消军管，将权限移交当地市委、市政府，并指定部分部队作为城市卫戍部队；必须有正式的移交手续；（二）军管机关及之后的市委、市政府，全权处理一切违反城市政策和法纪的事件与人犯，但须请示上级机关直至东北行政委员会和东北局，一切重大事件均须事先请示报告；（三）攻城和入城部队必须遵守的纪律，包括：必须在全军上下普遍进行城市与工商业政策的教育；攻城部队对一切公营企业、银行、市政机关、医院、学校、仓库及私人企业、商店等均无没收之权；除敌方武装部队、仍在抵抗的武装分子外，不得加以俘虏；除军事间谍、破坏分子、重要战犯外，不得予以逮捕；除战场上的弹药、武器、军用物资可经总部批准统一处理外，攻城部队无权处理其他一切物资；战斗结束后，除维持秩序所必须者外，所有部队均须撒出城市并将一切工厂、仓库、银行、市政机关移交清楚；不得驻扎医院、学校、工厂和教堂；违犯者必须依法追究；（四）后方党政军民机关注意事项，包括：一切县以上机关均不得派人到新收复城市购买物资或做生意；由东北局派出之人员，须在当地军事管理机关及其以后的市委、市政府领导之下工作。有破坏城市与工商业政策者，随时调离并给予处分；当地党、政、农会，尤其是城市近郊县区组织应教育农民，非经批准不得入城抓人、捕人及没收物资，等等。
    1948年8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了东北城市工作会议，总结了过去两三年来的工作。会议根据实际工作涉及的几百个问题，综合形成了如何认识城市的地位，如何动员一切力量发展城市生产，如何集中统一、加强领导三个方面的认识。张闻天代表东北局所做的总结报告，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党的城市工作方针和阶级路线。张闻天认为，在胜利了的条件下，城乡关系的性质已经改变，由城市剥削乡村和城乡对立变为城乡互助。为要正确认识城市地位，应强调城市对乡村的领导作用。城市领导乡村的实质，就是工业与农业并重，工业领导农业；工农联盟，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因为“城市代表更高的生产力，代表工业、技术、科学与文化。城市代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4]（p.389）张闻天指出，城市的社会成份共有八种，包括工人阶级、资本家、独立劳动者、城市贫民、知识分子、游民、城郊农民、封建地主与官僚资产阶级的残余。因此，党在城市的阶级路线就应当依靠工人、店员、贫民和党的干部，团结独立劳动者和知识分子，联合中小资本家，反对和打倒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
    石家庄经验、西北地区政策、东北地区政策和张闻天关于城市工作路线、方针的分析，对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形成城市政策思路有实际影响。1948年2月19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工委将收复石家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处理的经验通报各地及中共中央，引起高度重视。2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应当认真讨论中央工委的通报，今后收复城市应以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的方针及方法”。指示批评各地“对于自己攻占及管理的城市，似乎还没有作过一次认真的研究”，也没有将有关经验向中央反映，是一种重大问题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极端恶劣的习惯”。指示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于三至四个月内将所占领城市之“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2]（p.70）4月8日，毛泽东致电洛阳前线指挥部，专门就城市政策问题提出，必须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的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至于官僚资本，应有明确界限。不要把国民党人经营的所有工商企业都当作官僚企业加以没收。那些确实由各级国民党政府经营的工商企业，原则上由民主政府接管。一时无法接管者，可暂时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照常开业，直至政府接管。如果原国民党的管理人员已逃走，可由工人和技术人员选举管理委员会，和政府委派的经理或厂长一起管理。国民党大官僚的企业，也可照此办理。国民党小官僚和地主所办企业，不在没收范围。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严禁侵犯。毛强调，入城之初“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不要忙于组织“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不要提开仓济贫的口号”，严禁破坏行为，等等。[5]（p.1218-1219）东北地区在新解放城市实行军事管制的方法，成为中共接管城市的统一方法。194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就军管问题发出指示，认为军管时间之长短，应当根据军管目的和任务是否已经达到。一般大城市需要三至六个月，甚至更长。指示规定，十万人以上大城市取消军管必须预先得到中央批准。[2]（p.487-488）张闻天提出的城市工作方针，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吸收。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认为，1927年以来一直贯彻的以乡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变化，党的工作重心应当转移，“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与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