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1949年7月和12月的开工率对比：[9]（p.21）%
    行业 7月12月增长
    机器2091.471.4
    电工 44.4 79.334.9
    钢铁 41.4 86.745.3
    染织30 95 65
    毛纺91 954
    橡胶5877.519.5
    造纸5586.131.3
    搪瓷5560 5
    热水瓶 14.379.6 65.3
    三、几项具体政策
    接管过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形成了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的政策措施。其中，对维护新区稳定最重要的政策有五项，包括“原封不动、整套接受”方针和关于“包养旧人员”、粮食、法律、新闻方面的政策。现分别叙述如下。
    （一）原封不动，整套接收。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方针来自沈阳经验。1948年11月28日，兼沈阳市军管会主任陈云就接管沈阳问题，写了给东北局和中共中央的报告。陈云把接管的总方针归纳为“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先接后分，原封不动”。他强调，注意调集一定数量的技术干部，以便随时解决类似供电等技术问题；除了一般卫戍部队外，还要有一定机动部队，用于保护工厂、机关、仓库、车站、扫雷、警戒、收容看管俘虏和其他临时警卫任务。他指出，军管会要做到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军管会负责人对重大事件和容易出乱子的问题应当预先有所考虑；入城部队必须加强纪律教育；战斗中的苦战之师则应多予照顾，使不违纪。陈云建议：“中央和战略区各野战军，均须准备有专门接受大城市的班子”，以备将来之用。[7]（p.274）
    陈云的报告得到中共中央重视，并为各地接管工作普遍采纳。12月13日，中央军委致电聂荣臻、薄一波等平津前线负责人，要求聂荣臻、彭真、叶剑英、黄敬：“应时刻准备率领接受人员及工作干部乘车出发驰赴平津”。电报强调，“此次接受平津影响中外”，因此“务必办到如同沈阳济南那样的接受及管理成绩”，不要落在它们后面，不要重犯接受石家庄初期发生的错误。[2]（p.56）同日，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区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市长、市军管会主任；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市军管会主任，黄敬为天津市长。15日，中共中央复电陈云，希望继续总结并电告沈阳、长春的经验。对陈建议各区成立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的意见表示肯定，要求东北局将沈阳、长春的接收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以备来年南下之用，目前须从沈阳的接收人员中抽调二三十名得力干部赴天津工作。[2]（p.573）17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林彪等人，要求保护北平的工业和文化古迹。对丰台、门头沟、石景山、长辛店等工业区，“一切原封不动，用原来的工人、职员、厂长、经理办事，我军只派员监督，派兵保护”。对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等文化古迹区，“一切原采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12]（p.227）沈阳经验后来在大军南下过程中随处可见。例如，华东局的《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明确提出，接管各类企业所遵循的方法是“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受。”[8]（p.241）接管杭州时也公开宣布：“整套接受，原封不动，原职原薪，有职有权”。[13]
    （二）包养旧人员。对旧政权人员的处理是能否平稳接收的重要环节。1948年10月中旬长春解放，执行的是向外驱逐旧人员的政策。10月19日，中共中央对东北局、华北局、东北野战军发出指示，要求将长春的“官僚特务分子”“原则上一律向沈阳送走为宜”，将来沈阳、锦州解放后送向平津，平津解放后送向南方，济南的送向徐州。“过去所俘国民党将校两级军官，可以大批释放”。指示认为，这类人“留在我区无用，逮捕监禁则处理困难”，送回国统区“可以动摇人心”。[2]（p.406）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1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处理办法的指示。它要求，凡占领城市，必待社会秩序安定之后方能着手处理。一般应先由军管会或市政府发出布告，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包括中统、军统等），没收其公产档案。对反动党派团体的一般成员可免于登记，以防“纷扰太大”，“引起恐慌”。反动党派团体的各级委员和特务，应责令其至指定机关登记，并由县市以上公安机关备案。其基层组织负责人，须将所属全体成员名单交出，并须注明各人姓名、年龄、籍贯、性别、现在职业和住址，以便对其组织情况“全部明了”，并“可以随时处分”其中坏分子。[8]（p.95）2月16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处理国民党军官的方针的指示。指示要求，吸收少数军事上有较高学识，可在军事教育岗位上工作，愿意向我靠拢者，“加以适当教育，分配适当工作”。确有专门军事技术之人才，“只要政治上不是反动分子”，即应集中政治教育后吸收参加工作。无学识技术，但政治上向我靠拢并可改造者，可经集中政训后“视其结果分别给以适宜的工作出路”。反动腐化的军官，应和反动腐化的文职分子一样，“由人民政府发动社会群众加以监视”，并强迫改造与就业。指示认为，全国即将解放，“遣俘问题须重新考虑”。[8]（p.144）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旧职员问题的指示。它规定，对国民党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机关的旧职员必须进行改造，甚至用激进的办法改造。除了少数市政公用和卫生部门外，“要加以打乱”。除了留用少数旧职员外，原则上应集中训练。之后少数回原机关工作，其余则应分派其他机关或其他地方工作，“以便分散他们”。暂时不用人员可令其“等候任用”，发给“必须的生活费”。“对反动分子、劣迹昭著者及其他无能的和不可用的人员，则开除之”。指示认为，所有留用人员“原则上只能和我们工作人员同等待遇”，除了有特殊技术的人员可给予原高薪外，“决不可向这些旧职员提出原职原薪的口号”。指示强调，对于旧政府机关人员的处理，应与企业职员有所区别。估计执行以上政策会有不满或反抗，但不应害怕。[8]（p.192）这个指示表明，将俘虏的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向国统区遣送的政策，已经改变。正在考虑留用他们以为新政权服务。但是，由于这个指示的某些精神比较急切，而且政策规定不太具体，在平、宁、沪等地出现裁减相当数量的旧人员的问题。北平和平解放后，“遣散傅部军官一万七千人，均逃到绥远，怨天恨地”。[8]（p.460）南京上海解放后，裁减“二万余人”，[14]（p.116）“引起很大波动”。[8]（p.460）中心大都市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当属普遍现象。例如，长沙和平解放后很长时间才去接受湖南盐务办事处，该处旧人员两个多月未发生活费，300多人只留40多人，“其余一律遣散了事”。10月，有人在天津投书新华社，转请报告毛泽东以求安顿。[14]（p.115）1949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包养旧人员的指示。它强调，占领城市后，“对旧人员的处理应十分慎重”，“旧人员不能用裁撤遣散方法解决，必须给以工作和生活的出路”。[8]（p.460）为了政治上的考虑，打算在全国解放后一定时期内养活900～1000万旧人员。凡已解放的城市，“除作恶多端、严重贪污及依靠门子吃饭的分子外”，“一般均应予以留用”。但是应向他们说明困难，“适当降低待遇，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均着吃，房子挤着住”。[8]（p.461）上海裁减旧人员发生于8月份。8月17日，华东局公布机关部队整编节约方案，裁减工作迅即实行。为执行中央新政策，上海市委负责人于9月9日公开宣布：“第一，对被裁减而生活确实无法维持的旧员工，原接管机关应即查明召回，给以适当工作。如一时无适当工作可分配，亦当给以学习机会及最低限度生活之供给；第二，某些尚未进行整编的机关，对其中多余之旧人员，应本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的精神，提出适当解决，共同渡过难关，以免部分人员裁减后流离失所。”该负责人称，正在研究具体实施计划，不日即可公布，希望被裁减人员即向原机关报到。[10]（p.42）9月16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六评白皮书》，公开宣布了这一政策。11月2日，毛泽东批阅了事关湖南盐务处旧人员的群众来信，指示湖南省委查明情况拟具处理意见电告。毛强调，中央关于包养旧人员的政策，全国各地党组织、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平沪宁等地遣散大批旧人员的错误。[14]（p.115）1949年12月，周恩来报告，现有军队470万人，估计明年还会收编80万人；现有公教人员200万人，明年会增加150万人。[15]（p.22-23）薄一波报告，1950年的财政概算中，行政费用占21.4%，主要就是因为必须养活900万脱产的军政公教人员。[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