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接管的范例：沈阳与上海
    沈阳是当时国内大型城市，1947年统计为117万人口，又是少有的工业城市之一。1948年9月中旬，辽沈战役开始。10月27日，中共东北局成立军管会，调集4000干部，组织接管班子。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军管会主要人员当天入城，接收工作顺利进行。
    沈阳的平稳过渡得益于事先的周密计划和接收过程中具体措施的有力。入城以前，军管会即制定了“先稳下来，统一指挥，分工接受”；“一切旧机构先不要打乱，暂按原有系统接管。一切原封不动”；“绝对不准破坏”的方针。[6]（p.80）军管会下设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五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以便分别对市内务单位对口管理。军管会规定：“各部门只有接受权，无占有权、支配权，资产档案一律不准搬走”，[7]（p.270）各部门以及所有接收人员只对军管会负责，全部接收完毕才能统一分配工厂、房子等。入城后立即布告市内各机关原主管人员办理移交，如果第一负责人不在，即由第二负责人办理，依此类推。对市内原机关、企业等单位，政府部门只换负责人，企事业只派军代表，其余一律不动，旧职员按原职务上班，职员、工人均发给相当于40斤粮食的生活费（折合东北币10万元。该币1946年3月由东北解放区开始发行，1951年4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陆续收回，比价是0.95元兑换1元人民币）。这一套临时过渡办法保证了所有被接收单位避免混乱和波动。
    为了迅速安定市内秩序，军管会抓住了恢复供电、稳定金融物价、收缴警察枪支、宣传政策和妥善处理工资问题等五个环节。
    沈阳是一座工业城市，必须保证正常供电。11月3日下午市内电灯电话恢复，5日通邮，6日供水，8日公交车开通，“群众称道”。粮食问题上，3日向市商会借粮70万斤以应市面急需。为了防止各地涌来抢购，及时介绍“解放区近来各地的物价表”，使商家了解行情，心中有数。5日粮市挂牌。由于粮食的定价（高粱米每斤3000元）高于外地，各地粮食不断流入市内，保证了市场平稳。商业方面，8至13日市内原有2万余家商店已大部分开门营业。当时市面流通的国民党政权旧纸币有两种，二是金圆券；二是东北流通券，又称九省券。对金圆券“先观望了四天”，待其与东北币的比价跌至1:150（金圆券）时，才挂牌以1:100的比价收兑一周。九省券以1:3 000的比价也收兑一周。两者共支出东北币2亿元，促使市面稳定，凡能开市者“大体已开市”。[7]（p.271）区别处理原警察系统。交通、消防、户籍警察必须收缴枪支，但可各守原职。刑警、武警中带特务性质者，“二十天后集中受训”，不使过早遣散。全市原有警察5500人，截止13日已有4500人回到工作岗位。沈阳、抚顺、本溪三地约有公教人员和企业职工15万人，为了安定他们的生活，11月即发给临时工薪，其标准大致根据原薪水等级，工人、职员、技师每月粮食80～400斤不等，高级技术人员更多一些。由于待遇比解放前“提高很多”，群众满意。军管会十分注意宣传政策，事先预备了布告，入城后马上张贴，以安民心。入城后立即出版报纸，刊登基本政策文件、各种布告和解放区的一般新闻。少数编辑人员经常参加军管会的会议，密切联系，以便了解军管会的意图，掌握宣传口径。战斗结束时，市内约有散兵游勇三至五千人，还有许多敌方遗留的弹药库，库存弹药约600节火车皮。军管会赶快组织力量收容俘虏，先把他们集中起来，有饭吃，有房住，不致生事，然后分头向外疏散。同时组织人员，突击清理弹药，搬运出城，以免发生爆炸。上述措施确保了城市生活的安定有序。
    上海是国内最大工商城市。据1949和1950年的统计，全市人口为1015017户，4980992人，商业企业93064家，工业企业12000多家，工商职工100多万人，有“东方巴黎”之称。
    中共中央对顺利接管上海十分重视。1949年4月1日，与李宗仁政府的北平谈判开始。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邓小平、刘伯承、林彪等渡江前线负责人，通报和谈情况，布置渡江问题。其中要求中原局、华东局分别在武汉和江南各地“与地方绅士及资本家联络，散布和平空气，稳定他们不要逃跑。”[8]（p.212）7日，中共中央致电邓小平、饶漱石、陈毅，通报上海上层民主人士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等已抵达北平，他们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接受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8]（p.213）因此要求“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考虑是否有必要吸收他们参加有关工作。14日，华东局负责人饶漱石、刘晓奉命抵平，“与上海产业界民主人士共商上海经济问题，并研究平津两市经验”。[8]（p.225）18日，中央军委批准渡江战役总前委的作战计划。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央批文特别提出了接管平津的五点经验供参考，其中包括接管之后，“应迅速将企业、工厂和物资，分别交给各适当的负责的机关管理和经营”；旧税务人员群众恶感太甚，由我方新税务人员出面征税，有利于获得群众拥护；除应予没收者外，“一切私人房屋的所有权应予保障”，租房者须交房租，租金双方自行商定，有纠纷才由政府或法院解决；须正确处理劳资纠纷，不得任意发动劳资斗争，造成无政府状态；官僚资本企业一般均有官僚制度和冗员，故确定管理关系后即可进行改革，以利生产。[8]（p.235-236）27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要求做好接管准备工作。军委估计，如果美国驻上海军舰已退出长江口的传说属实，驻沪国民党军也许会自动撤退，“加以上海资产阶级不赞成在上海打仗，故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电报要求“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以便时间更加宽裕一点。[8]（p.248）5月6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前线诸负责人，指示即行占领吴凇、嘉兴，封锁吴凇江口和乍浦海口，断绝敌海上退路，“迫使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8]（p.263）27日，上海解放。30日，中共中央致电三野指战员和上海各界人民表示祝贺。电文称，上海人民“首要的任务”，就是“通力合作，克服困难，恢复生产，恢复城乡联系和内外贸易”，并和反动势力的残余继续斗争。[8]（p.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