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事危殆的时刻，胡适能如此从容论道，在当时实为罕见。他的观点在当时被斥为“不爱国的胡说八道”。但从他另外的两篇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观点的基础。他在1914年12月写的《论充足的国防》一文中写道：
    今之欲以增兵备救中国之亡者，其心未尝不可嘉也，独其愚不可及也。试问二十年内中国能有足以敌日俄英法之海陆军否？必不能也。即令能矣，而日俄英法之必继长增高，无有已时，则吾国之步趋其后亦无有已时，而战祸终不可完也，世界和平终不可必也。吾故曰此非根本之计也。
    根本之计奈何？兴吾教育，开吾地藏，进吾文明，治吾内政：此对内之道也。对外则力持人道主义，以个人名义兼以国家名义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人道，……（注：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四）、（二）、（三）《胡适作品集》第37集、35集、36集，144-145，133-134，199-200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
    他所提出的救国之策是救国于根本，而这种救国方式，决非革命式的，而是缓慢平稳的，“难者曰，此迂远之谈，不切实用也。则将应之曰：此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若以三年之期为迂远，在惟有坐视其死耳。吾诚以三年之艾为独一无二之起死圣药也，则今日其求之时矣，不可缓矣。”（注：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四）、（二）、（三）《胡适作品集》第37集、35集、36集，144-145，133-134，199-200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纵观胡适此时的政治观，为其以后的社会改良思想打下了基础。这也是胡适政治思想的根本所在。
    救国在于寻找救国的根本办法，这种思想并非胡适的独创，近代中国许多杰出的政治人物和学者在跨越爱国冲动阶段后也做过这样深层次的思考。我们从胡适的自述和日记中，很难找到诸如鲁迅在日本看了日本人屠杀中国人而围观的中国人表情木然这样的影片而受到的精神上的刺激。我们只能间接地从胡适的日记中找到这样一段话：“吾尝谓绮色佳为‘第二故乡’，……此五年之岁月，在吾生为最有关之时代。其间所交朋友，所受待遇，所结人士，所得阅历，所求学问，皆幄所自为，与外来之梓桑观念不可同日而语。其影响于将来之行实，亦当较儿时阅历更大。尤可念者，则绮之人士初不以外人待余，余之于绮，虽无市民之关系，而得与其间政事、俗尚、宗教、教育之得失，故余自视几如绮之一分子矣。”（注：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四）、（二）、（三）《胡适作品集》第37集、35集、36集，144-145，133-134，199-200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说明胡适政治思想的形成，是在美国的政治氛围中，潜移默化的。
    美国给予了胡适广泛的思想空间，正是在美国的七年，使胡适的思想，及其政治思想从上海时期的萌芽状态走向了定型。
    在中国的实验：实用主义与自由主义
    要谈胡适的政治思想，不能不谈被胡适称为“成了我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的”实验主义--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哲学探讨问题的方式，是把这些问题与不相干的各种考虑剥离开，使其孤立。并且当这些问题暂时得到解决时，就准备去抓住另一系列新问题。人生在它看来只是一套问题，而不是一桩莫测高深的神秘事情。它把不能解决的问题搁置起来，而处理那些可以解决的问题，很少花时间去考虑“终极”或“宗教”问题。这种哲学思想在美国发展起来。它体现了美国民众的世界观，为美国人关心实际行动而不关心崇高理想提供了哲学依据。胡适对实用主义的理解为：“天下无有通常之真理，但有特别之真理耳，凡思想无他，皆以解决某某问题而已。人行遇溪水则思堆石作梁，横木作桥；遇火则思出险之法；失道则思问道。思想之道，不外于此。思想所以处境，随境地而易，不能预悬一通常泛论，而求在适用也。”（注：《胡适作品集》第3集，59页。）
    胡适是否掌握乃师杜威先生的精髓仍有待探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胡适对实用主义最感兴趣的是它的方法论，他认为杜威哲学给了我们一个方法以解决我们特别问题，一是“历史的方法”，即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是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是通过历史背景，所以发生的原因及最终的结果来评判其历史地位与价值；二是“实验的方法”，即注意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强调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而一切学说与理想也须用实践加以试验。（注：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二。）
    实用主义对胡适影响深远，他用从实用主义中总结出的“科学方法”来看待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他对中国政治的见解，概括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一主张中，而“问题与主义”之间的关系，又是胡适实用主义方法论的政治思想上的具体体现：“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正在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我自信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文，也是实行我的试验主义。”（注：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第二集，卷三，96-99页。）而“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因此他认为：“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注：胡适：《新思潮的意义》。）
    这就是胡适最基本的改造中国的政治思想，我们不难看出其深层是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综合体。改良思想与胡适取自美国的实用主义互为补充，这种观点，对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有着极大的影响。
    作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国的民主社会制度，对胡适影响至深，他主张政治改良，在中国建立一个“好人政府”。1922年5月，胡适联合了一大批国内政治、教育界的人物，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
    （一）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二）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用人等等，因为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三）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注：《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文存》第二集，卷三，27-34页。）
    很明显，这三个基本要求是美国宪政制度的中国版本。是也是当时许多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进行点滴改良的一个步骤。
    作为美国式民主政治的拥护者，胡适自然对国民党的独裁表示不满。1935年，他针对国民党政权日益走向专制，写道：“国民党如果不推翻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迟早总得走上民主宪政的路。而在这样走上民主宪政的过程中，国民党是可以得着党外关心国事的人的好意赞助的。”“今日有许多求治过急的人，梦想领袖独裁，是不但不能得着党外的同情，还可以引起党内的破裂与内讧的。”“党内的人应该尊重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党外的人也应该明白中山先生手创的政党是以民主宪政为最高理想的”。（注：胡适：《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的信仰》，《大公报》，1935年2月13日。）
    这段话近似责难，实是规劝，这也是胡适思想的一种表达方式。既要争取民主，又不能过于急进，须点滴改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予以解决。这是胡适政治思想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