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卫兵”组织兴起过程中几则史实的补证柳建辉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复信的内容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传达给该校红卫兵的？
    目前，对这个问题大体有两种说法：其一，《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高皋、严家其说：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立即公布了毛泽东的这封信，这就等于将毛泽东与刘少奇对待红卫兵根本对立的态度公诸于众了。”这种说法虽没错，但该信内容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传达给红卫兵的？这些问题都交待不清，易造成复信当天即送到清华附中红卫兵中的印象。其二，王年一说：“8月1日，全会（即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引者注）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8月3日，王任重把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到钓鱼台，让他们看了这封信，清华附中红卫兵惊喜万分。此后这封信在全国不胫而走。”苏采青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全会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写了一封复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毛泽东的复信，首先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一份重要的会议文件印发。8月3日，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召见写信者的代表，给他们看了复信。这样，复信便在会内、会外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在会内，表示了毛泽东在‘文革’中，只支持那些同红卫兵‘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在会外，毛泽东给红卫兵的复信和《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不胫而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卜大华自述中说：“8月3号，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突然把我们召到钓鱼台，给我们看了一份令我们惊喜万分的文件。当时中央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后面附着我们的‘两论’。信是8月1日写的。”第二种说，不仅交待了毛泽东复信在党内上层公开的时间和地点而且也说明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看到复信的时间和方式。但上述两种说法都未明确说毛泽东的复信实际上并没有发出去，即清华附中在校红卫兵并未看到复信，没有说明复信内容是怎么被清华附中在校红卫兵知道的，又是怎样在社会上“不胫而走”的。
    上述问题根据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和《毛主席的红卫兵》中的记载，得到了进一步补正。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我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
    （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我所了解的陈毅追悼会始末刘岩
    陈毅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6年了。1972年1月10日举行的陈毅追悼会，由于毛泽东主席出人意料地穿着睡袍出现在八宝山的追悼会场，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和兴趣。
    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作为草拟陈毅同志悼词的执笔人和参加陈毅同志治丧活动全过程的工作人员之一，有责任将我当时所见、所闻和所记载下来的东西，贡献出来，供有关方面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参考。
    对陈毅同志的评价上面没有人愿意定调。我平时在机关里虽然经常参加起草公文之类的工作，但从来没有写过悼词，特别是陈毅元帅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悼词中对他怎么评价，我感到胸中无数。因此，我再三面陈在场的几位领导同志，请他们讲一讲，哪怕是几句话也好，但谁也不愿意发表意见，不给定个基本调子。在开始工作的过程中，周总理从人民大会堂亲自打电话或让王良恩同志（中央办公厅主任、治丧小组成员）打电话给吴庆彤同志，对新闻报导和追悼会安排方面的问题不断作补充指示，但却没有悼词方面的具体指示。王迪康秘书长对我说：“总理不是讲了吗，规格略高于李天佑同志，你就按略高于的精神先拟个草稿出来再研究吧。”在场的几位领导人确有难处，因为他们是“当权派”，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政治风浪随时都有袭来的可能，对陈老总这样一位“浪尖”上的人物，评价高了或低了说不定都会带来风险。而我当时只是一名任免干事，属于“群众”行列。那时搞政治运动有一条规矩，不准“矛头向下整群众”，我没有政治上的顾虑，所以我就下决心“自作主张”了。
    “规格略高于李天佑”是陈毅同志治丧的总原则，因此李天佑悼词理所当然就成了为我心目中的“参照物”了。但李天佑同志1955年授的上将军衔，而陈老总授的是元帅军衔，李天佑1970年9月逝世时是副总参谋长，而陈老总逝世时是军委副主席，无论两人的军衔还是军职均相差两极，所以我考虑应当参考一下已经去世的元帅、军委副主席的悼词。在陈老总之前去世的元帅、军委副主席有四名，其中彭德怀、林彪、贺龙当时都没有悼词，唯独1963年12月逝世的罗荣桓同志有悼词。于是，经请示王秘书长同意，我给解放军报社打电话，将载有罗荣桓和李天佑追悼会消息和悼词的《解放军报》迅速调到三座门供参阅。
    （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