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波：胡适政治思想与中国现实
    胡适的政治思想，与他的学术思想一样，其所涉及的每一领域，都有人提出异议，但我们却又不能忽视他的政治思想的存在。五十年代对胡适的大批判后，胡适这个名字渐渐被人淡忘了。但时隔三十年，对胡适的研究又再次成为热点。胡适的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他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确实是渊源于美国的。但渊源于美国的思想或思想方法，并不一定都应全盘否定。我们不能不承认，胡适所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和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在一定时期仍有极大的生命力。作为胡适政治思想的核心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提出之初，就有大量的拥趸，在今天看来也并非全无道理。作为当年争论的另一方，李大钊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射击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向去作。”（注：《胡适作品集》第4集，128页。）这表明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一说，并非不值得一提，他所指出的一些陋弊，在中国确实存在，很有研究的必要。至于说到“主义”，当时多数人对马列主义并无足够的认识，在这种诸子百家竟相争鸣的局面中，单把“少谈些主义”说成是针对马列主义的，也不免偏颇。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胡适补充说明道：“现在世界各国，有一班‘把耳朵当眼睛’的妄人，耳朵里听见一个‘布尔扎维’的名词，或只记得一个‘过激主义’名词，全不懂得这一抽象名词所代表的是什么具体主张，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过激党’，便硬把‘过激党’三个字套在某人某人的头上，这种妄人，脑筋里的主义，便是我所攻击的‘抽象名词’的主义。我所说的‘主义的危险’，便是提这种的危险”（注：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作品集》，第四集，134页。）可见他并不反对研究学说和主义，他的文章也是从研究主义而来的。他所攻击的是不作研究，而拿各种主义来吓唬人。
    “问题与主义”之争，在青年学子中所引起的反响，在当时是极大的。而赞成胡适者，并不在少数。毛泽东在9月发起成立了“问题研究会”，其章程的第一条指出，“凡事或理已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主以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随后，列出了教育、政治、经济、外交、伦理道德等一百多个社会具体问题。毛泽东当时“很可能受了胡适的文中所提的‘凡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下手’的这类说法的影响。”（注：李锐：《五四运动中的青年毛泽东》，《历史研究》1979年第五期。）而邓中夏将毛寄来的章程，刊登在《北京大学月刊》上，“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这些对胡适的文章的反馈，可以看出，胡适的论点并非一开始就是孤立的。他在文中所提出的某些观点，在今天看来，还是有用的。
    胡适的政治思想继承了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的思想脉搏，并深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政治思想作为他整个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与美国的文化精神有着割不断的关系。他把中国社会的变革推向了文化这一更深的层次，他要求打击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敌人，要建立一个治安的、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统一国家，要有良好的法律政治，长期的和平、廉洁的行政、安定的生活、发达的工商业、便利的交通、公共的救济事业、普遍的义务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学教育、文化各方面的提高与普及。这一切在当时，似乎是美国两次大战间繁荣时期的翻版，而中国所面临的国家危亡，又不能允许一点一滴地来进行社会的改良，但胡适的政治思想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仍然有其历史意义，他所提出的许多命题仍值得我们去研究。
    试论五四时期社团繁荣的原因曲广华王富国
    五四时期（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立），正是中国新旧思想交替、社会出现变革的时期。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改革思潮涌于社会。有些社会思想的鼓吹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便成立社团进行宣传和实践。因此，大量的社团组织涌现出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团繁荣兴盛的局面。
    五四时期的社团组织遍布于全国各地，据粗略统计，大约有四百余个。它如此之多，遍布之广，决非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
    第一，是袁世凯窃国以来，人们对中国思想界封建复古逆流的憎恶和对军阀政治的失望，而产生的重新探索国家民族命运出路的结果。
    第二，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与发展，促进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解放，他们为追求真理，改造社会，大胆地接受新思想新观念，从而形成自己的救世方案，为了宣传和实践，他们进行条理地组合，于是，各种社团组织悄然兴起。
    第三，五四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时期，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斗争的复杂交错，促使人们感到有必要组织在一起，以增强在社会活动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第四，北京大学蔡元培主张的“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对五四时期社团的组建起到直接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摘自《北方论丛》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