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观上，梁漱溟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王学化，以建立其“人生向上”，人心无时不乐的人生观。王阳明说过：“乐是心之本体”，视“良知”的清明为人生的最大乐趣，并进一步阐发“格物”之“格”为“正心”，以“致知”为“致吾心之良知者”（16）。梁漱溟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嫁接在王学的“人心本自乐”上，他说：“乐寄于生命流畅上，……高明有修养之士则其生命流畅不假外求者耳”（17）。他认为生命之流是非物质的主观精神的纯变化之流，故“真乐”是绝对的，与外界物质无关，是超功利的，是无待于外的“自得自乐”。梁漱溟基于这样的认识，完全赞同宋明理学的“无欲”主张。他说：“宋儒无欲确是有故的，并非出于严酷的制裁，倒是顺着自然把力量扯开，使其自然的自己去流行”，“宋明人常说：‘寻孔颜乐处’，那是不差的。他只是顺天理而无私欲，所以乐，所以无苦而自有乐”（18）。梁漱溟将“绝对的乐”完全建筑在主观精神之上，这与他唯意志论的世界观是一脉相承的。乐作为人们的一种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是离不开现实世界的，但梁抹去了它的物质载体，企图达到一种“绝关系而超对待”的境界，认为人心“无时而不乐”是不合实际的。
    梁漱溟对柏格森生命哲学的理解和运用是把它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来改造阳明心学的，以期建立一种“新王学”的哲学体系。因此，他的哲学思想从整体上同阳明心学一样是唯心主义的，不同的是又赋予其现代生命，即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理论色彩。
    二
    梁漱溟自述毕生关心两大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这后一问题就成为他政治思想中的中心内容，主要表现在从20年代初开始，他所从事的乡建运动，并由此提出的一整套救国理论。
    梁漱溟的乡建理论来源于他对中国社会的思考。梁认为如果说西洋近代社会是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的社会，那么中国则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即“‘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八个字，说尽了中国旧时社会机构”（19）。所谓伦理本位，梁认为即是以父子、夫妇、兄弟、君臣、官民、乡邻、朋友等伦理基础为关系的社会。具体的讲可从三方面说明：第一，伦理之于社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中国人看重家庭，家庭在中国人生上占极重要位置；第二，伦理之于经济，在伦理社会中，夫妇、父子情如一体，财产是不分的，亲戚朋友之间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人情为重，财物斯轻；第三，伦理之于政治，国家政治亦家庭情谊化，有君臣间、官民间相互伦理义物，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视一国为大家庭（20）。所谓职业分立，梁认为在中国这样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中是没有而且也永远不会产生阶级对立的，人们只有士、农、工、商“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因为其一，土地自由买卖，人得而有之；其二，遗产均分；其三，没有蒸汽机、电机等大机械发明，因而不能形成土地和资本的垄断。无垄断即无阶级，在此社会中，虽有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动转变，对立之势不成，只有职业的不同。基于以上的认识，梁指出：在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中，由于缺乏团体生活和阶级对立，所以中国只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社会构造历久不变，故无革命的必要。社会秩序的维持不是依靠武力、法律，而是依人的“理性”，即依靠教化、礼俗等等。而当时的中国状况是什么样呢？梁认为近代以来，由于西洋风气的输入，中国社会的机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社会大变局”，决非往昔社会秩序的变动，而是社会构造的根本崩溃。他说：近几十年的维新运动、革命运动种种自救运动，不仅根本破坏了旧有的秩序，而更严重的破坏是在人生态度上。一方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构造破坏贻尽；另一方面个人本位（西方社会）或社会本位（苏联模式），阶级对立的社会也未建立起来，“自救适成为自乱”，故“自力破坏，重要过于外力破坏”（21）。这是中国社会崩溃的原因，从而造成中国“旧辙已破，新轨未立”的局面，使得中国政治上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来，转而使中国社会组织更加崩溃，致使国家不能真正统一，成为恶性循环，形成“中国文化失调”。他说：“我们必须把握着中国问题所在，而后才有工夫好作，中国问题在哪里？有人说在‘帝国主义’；又有人说在‘贫、愚、弱、私’，这二说都不正确”，“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从乡村建设入手，“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这才是民族的“最后觉悟”。他断然宣称：
    1.我们政治上第一条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
    2.我们政治上第二条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的路。
    3.我们经济上第一条不通的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路。
    4.我们经济上第二条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要走的路。
    梁漱溟从乡村建设入手，构思了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在精神上是一个充满着温情的儒家伦理道德精神；在政体上是“政治上的权，综操于社会，分操于人人”，实行“人治的多数政治”或“多数政治的人治”；在组织上、经济上的生产与分配都社会化，为消费而生产，非营利而生产，社会科学技术极为进步，人类共同应付自然，消除了人对人的竞争，人的生存问题有社会保障，给人以创造的机会，人类生命中所有的聪明与美德，由群体趋于创造而充分表现出来（22）。梁漱溟从30年代开始，曾在河南、山东等地亲自领导乡村建设实验，身体力行，企图通过建立乡村基层组织，创办乡农学校，组织农民、教育农民，使其从自觉达到自救，开创乡村建设的新风气，以此挽救中国社会的崩溃，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化的复兴与中国民族的自救问题。这些认识显然没有认识到造成农民破产、农村经济崩溃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也没有认识到要解决农民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同时，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看，梁的这些论断早已被历史否定，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已被历史所证明。但是，梁漱溟认识到了中国是一个大的农业社会，农民和农村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大问题，这些都体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爱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