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梁漱溟的文化思想发轫于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论争，成熟于二、三十年代，主要体现在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及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上。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早在鸦片战争后就已经开始，至五四时期形成高潮，就东西文化的孰优孰劣问题，论争日趋激烈，如所谓的西化派、东方文化派、“中体西用”派等等。梁漱溟以他独特的思维模式，提出了三大文化系统论。
    梁漱溟认为意识决定文化，意欲的不同流向构成了不同的文化型态。据此，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把世界文化划分为并行不悖的三大系统，即中国、西洋、印度三大文化系统，并列举了大量具体事例，对三大文化系统作了详细的比较，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西、印文化的根本精神不同。梁漱溟认为西洋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所谓意欲向前就是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注重于人对自然外物的改造和占有，因而崇尚理智，从而产生了西方文化的两大特征──民主和科学精神；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调和持中为根本特征，即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注重它们的和谐，讲究“天人合一”和人的反求内省，追求精神的自得和理想道德人格的实现；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主要探求的是人与自然生命的关系，追求宗教的超脱与出世，寻求人的灵魂解脱。第二，中、西、印文化的生活态度不同。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的生活态度是奋斗的态度，是向前要求的，它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国文化的态度是调和、持中，随遇而安，追求生活的乐趣和谐，满足于伦理道德的自我完善；印度文化的生活态度是佛教的“人生是苦”，追求精神超脱，反对物质享乐。第三，中、西、印文化的思维方式不同。梁漱溟认为西洋生活的思维方式是偏于理智，中国生活的思维方式是偏于直觉，而印度亦即佛教生活的思维方式，偏于现量即感觉。
    上述梁漱溟对人类文化的分期并没有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依据，只是一种主观的文化比较学。胡适曾指出：梁把复杂的文化问题套入一个“整齐好玩”的简单公式中，是“客观的文化轮回说”（23）。冯友兰对梁的三大文化系统说也指出：“梁漱溟先生以为各民族，因其所走的路径之不同，其文化各有特征”，事实上“人类之生理的构造及心理，根本上大致相同，所以各种所能得到的理想人生，大概各民族都有人想到，所差异只在其发挥或透彻，或不透彻，在其民族的行为──历史──上或能或不能有大影响而已”（24）。尽管梁漱溟在中西文化比较中，缺乏科学的依据，但在当时“全盘西化”和中国“百事不如人”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下，他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范围内进行比较，肯定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打破了处处以西方近代为参照系的西方文化中心论这一评判标准。
    “中国文化早熟”或“理性早启”代表了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最根本见解。梁漱溟将中国文化的特征概括为十四个方面，即（一）广土众民；（二）若大民族之同化融合；（三）历史长久，无与伦比；（四）有巨大力量，又指不出力量究在哪里；（五）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六）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七）家族本位；（八）缺乏科学；（九）没有民主、自由、平等一类的要求；（十）道德气氛特重；（十一）不属普通国家类型；（十二）无兵的文化；（十三）注重孝道；（十四）多隐士（25）。
    梁漱溟列举上面中国文化的种种特征，都是为了强调他的“中国文化早熟”和“理性早启”这个观点。正如他说：“所有中国文化之许多特征，其实不外一‘文化早熟’之总特征”，所有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之为理性早启文化早熟”（26）。这是因为：“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底；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发出来，而影响了全局，前者是循序渐进，后者是早熟”（27）。所谓从“身体出发”，即从官能或知觉出发的意思，由官能或知觉的运用，而后发展到心（理智），是西方文化发端的情形；所谓从心出发，即它的发端不重视感官知觉的运用，而是直接从心（理性）出发。梁漱溟在比较了东西文化后，得出中国这种早熟的文化早已跨越了西方文化的发展阶段，忽略了对自然的改造征服，而直接把协调人际关系，谋求情感的满足作为文化的主题，从而导致了中国文化在近代的危机，即经济不发达──经济消极；政治不发达──政治消极，“积极于理，而不积极于利于功”，“中国文化多见于有消极气味者以此，同时，它亦再没有什么前途”（28）。
    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比较，对中国文化的探讨，目的都在于谋求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出路。为此，梁漱溟对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儒家学说作了全新的阐释，试图融合东西文化之长，赋于中国文化以新的生命。这就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地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29）。从上面梁的结论中，我们不难看到，梁漱溟一方面不可能对西方文化长处视而不见，同时，又强烈反对“全盘西化论”，认为它浅薄，不值一驳，儒家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长期延续已经融入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抛弃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主张使中国文化翻个身，使之成为世界文化，这就是以整个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为主导，对西方文化进行“根本改造”，并进而来吸纳以致同化西方文化。梁漱溟的这种文化观事实上仍属于“中体西用”的范畴，正如贺麟先生讲的：梁的主张“并没逃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畴”。
    综上所述，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与阳明心学相结合相印证的产物，其中非理性主义是其哲学的基本特征。因此，他的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他的政治思想来源于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企图通过乡村建设运动，拯救农村，复兴农村，进而复兴整个国家民族，所以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也是一套建国理论，所走的是一条改良主义道路；他的文化思想首先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特殊性，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价值，主张以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为主导，对西方文化进行“根本改造”，使之成为世界文化，这种文化观仍属于“中体西用”的范畴。尽管梁漱溟的思想存在着种种缺憾，如哲学上还没创立无懈可击的体系，社会实践上的努力也是多于失败，文化思想上主观武断随处可见，但不乏真炽灼见：
    第一，他开创了“以洋释儒”的学风。他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来改造和印证儒家传统哲学，用直觉主义补充儒家的心性修养方法，成为五四以来“新儒家”的开山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