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第一次把民族文化放入世界同一高度进行平行比较研究，尽管他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但是，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比较模式，开创了比较研究的新领域。正如韦政通先生指出的：民国八、九年间，东西文化成为热门的话题，“或是基于西化立场，或是传统立场，但都是局部的、片面的。梁先生却能跳出当时的‘意见气候’，既非西化，亦非中国文化中心的立场，而是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的架构中去看，于是提出一系列的文化比较模式”（30）。
    第三，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化精神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和价值。五四时期，在声势浩大的反传统声浪下，他敢忠于他生命的真实体悟，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以及在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价值。正如贺麟先生说的：“在当时全盘西化，许多人宣言不读线装书，打倒孔家店的新思潮澎湃的环境下，大家对于中国文化根本失掉信心。他所提出的问题确是当时的迫切问题，他的答案当然很足以助长国人对于民族文化的信心和自尊心”（31）。
    注释：
    ①柏格森：《创优论》，第291页。
    ②③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52页。
    ④王阳明：《传习录》下。
    ⑤王阳明：《传习录》中。
    ⑥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505页。
    ⑦梁漱溟：《朝话》。
    ⑧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⑨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第3-4页。
    ⑩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第8-9页。
    （1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406页。
    （1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97页。
    （13）（1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99-400页。
    （15）梁漱溟认为：“我们所以不用‘非量’而用直觉者，因为唯识家所谓‘非量’系包括‘似现量’与‘似比量’而言，乃是消极的名词，否定的名词，表示不出于现量比量之外的一种特殊心理作用，故不如用直觉为当”。见《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401页。
    （16）王阳明：《传习录》中。
    （17）梁漱溟：《东方学术概观》，第10页。
    （18）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464页。
    （19）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174页。
    （2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学术精华录》，第266-267页。
    （2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2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23）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24）《冯友兰集》，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
    （25）（2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
    （2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258页。
    （28）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三章。
    （29）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528页。
    （30）韦政通：《“文化中国”的象征──梁漱溟的生平与思想》，见《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
    （31）贺麟：《梁漱溟与东西文化问题》，见《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