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其社会改造观念与旅日时期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开始密切结合中国实际，寻求改造中国的可行方式和理想的社会制度方案。虽然他思想上尚未形成改造社会的整体模式，但一些基本观念却在积极思考和形成之中。这突出表现在关于中国社会必须实行“根本改造”、知识分子要“到民间去”、开展“农工组织之运动”等思想方面。这种主张的提出，表明周恩来开始接受工农群众是改造社会的主力军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开始与改良主义的进化论的历史观划清界限。同时，在社会制度形态上，他对强烈追求的“新社会”的内涵，也开始去除昔日的朦胧而赋予较实际的客观内容。此时，他把“平民政治”置于“吾人目今最应该注意诸新事业”的首位，继之为“平等”、“自由”、“解放”等（注：《新旧战争》，《天津学生联合会报》55号，1919年9月14日。），并尖锐指出：“活人的劳动，死人的享福”，这种“共同生活”（注：《死人的享福》，《觉悟》创刊号，《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475页。）是十分不合理的！可见，周恩来已开始把站在广大平民的立场上、追求人民大众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目标。此时，他所追求的理想的“大同世界”，是以社会主义为基本方向的。但对于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去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把中国社会改造成什么制度形态的社会？周恩来还没有形成固定的结论。这个问题是他到达欧洲以后才找到了最终的明确答案。
    旅欧期间，他经历了对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亲身考察和总结；了解了欧洲的劳动运动，对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费边派社会主义，都有诸多深入观察和分析；对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其中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对外政策与策略，都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他联系中国实际，通过反复推求、比较，终于对改造中国社会应取的革命方式和中国应选择的社会制度形态，作出了明确、具体的回答。具体言之，就是：中国应行苏俄式的革命！中国应行社会主义的制度！
    周恩来明白说过：赴欧的“主要意旨”，在“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注：《来欧的主旨--致陈式周》（1921年1月30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这表明他把寻求改造中国之方置于主要地位。而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则是周恩来对社会问题认识升华的基本点。
    有两个结论是十分重要的。其一，他认识到：无论中国还是欧洲，劳苦大众所以“衣食不敷”甚而至于“冻饿至死而后已”，皆源于“社会组织之不平”，归根到底是“阶级问题耳！”（注：《来欧的主旨--致陈式周》（1921年1月30日），《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5页。）俄、法、德之革命均因此而发。“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注：《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天津《益世报》1921年7月29日。）。其二，是阶级观点的树立，使周恩来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观察有了新的力度。不仅看到了欧洲的经济恐慌、人民困苦是由于帝国主义这个“世界祸乱之策源地”所造成，而且看到帝国主义的真正危机，在于其内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宗主国与附属国及殖民地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将削弱以至埋葬帝国主义制度，因而断定帝国主义本质上是虚弱的，是可以被战胜的。
    以上认识，对于周恩来最终形成“俄式”革命观点至关重要。此前，1921年春，当谈到中国革命宜采取激烈的“俄式”还是采取“稳进”的方式时，他曾认为：“俄式”革命的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中国“积弊既深”，如果不“效法俄式革命”，则“不易收改革之效”，但考虑到“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注：《来欧的主旨--陈式周》（1921年1月30日），《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4页。）一方面认为根本改造中国社会不行俄式革命不能收到成效，另一方面又担心实行俄式革命会招致列强干涉，反于中国有害，因而又倾向采取“稳进”方式。这种矛盾态度，既是出于对国家和革命利益的考虑，同时也表明，对于能否抗衡帝国主义的强力，缺乏充分的理念信心。当懂得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足以致帝国主义于死命的道理并坚信革命最终会取得胜利之后，当革命信念建立在对帝国主义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他对采取“俄式”革命就无所顾虑了。
    旅欧时期，当青年周恩来在思想上确定了按十月革命方式改造中国，并宣告“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注：《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致李锡锦、郑季清》（1922年3月），《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6页。），“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注：《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致谌小岑、李毅韬》（1922年3月），《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0-41。），就集中表明他的社会主义观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