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社会主义观，是通过对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地考察、具体对照和比较分析之后作出的最终选择，这种选择，建立在深刻的理性认识基础之上。
    1920年冬至1924年夏的旅欧经历，为他对欧洲和世界情势的观察与思考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其时的欧洲，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浩劫之后，呈现百孔千疮、混乱不堪的局面，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尤其是根本体制上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阅读周恩来所写的《旅欧通信》及在《少年》、《赤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性看法包括了以下一系列基本观点。
    周恩来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世界祸乱之策源地”，这种制度“一天不打倒”，帝国主义间的“混战”便“永不会消失”（注：《德法问题与革命》，《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1期（下），1923年4月6日。）；资本主义制度“现已算入到他的崩溃期了”，“近四年的世界破烂情形，便是他的实证”（注：《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少年》第5号。）；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蕴含着不可调和的劳资矛盾和宗主国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矛盾，而“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殖民地与附属国的革命联合，则能使如大英帝国那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将不崇朝而消灭”（注：《英帝国会议之内幕（一）》，天津《益世报》，1921年9月6日。）。
    另一方面，当时的欧洲又正值世界革命运动高涨和苏维埃俄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开始振兴的时期，周恩来通过具体的考察、了解和思考，得出了如下重要结论。
    周恩来认为，无论在欧（洲）亚（洲）还是美（洲）澳（洲），劳动大众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之间，“已结成不解之缘”，“社会主义之不可侮，实已成了必然的趋势”（注：《劳动世界之新变动》，天津《益世报》，1922年3月29日。）；在“资本制度已不能再与生产力适合，崩坏之期本已很近”的情势下，俄国的革命在“促成全世界资本制度的崩坏、全世界革命的实现”方面，成了“领路者”和“世界革命的起首”（注：《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少年》第5号。）；俄国的苏维埃体制，在经济制度方面和政治制度方面，已开始显露出自己的生命力；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必将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中国应加入到这个世界革命的大联合中来。周恩来坚信世界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最终会在世界革命中获得民族的解放和社会的根本改造。他明确宣告：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暂时的国际封锁，或是国际干涉或许不能逃免，但是他们的联合是资本家，我们的联合乃是无产者，所以全世界的共产革命乃是最后一着，不管中国是前列，是后列，我们必须预备着，从事着，也永远不许忘掉：‘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啊！’”（注：《共产主义与中国》，《少年》第2号。）
    青年周恩来的社会主义观，正是在上述深刻的理性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坚定信念，他曾经说过“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少年》第2号。），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真切情感和革命精神所以能“愈久而愈坚”的思想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