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青年周恩来的思想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其社会主义观的形成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没有经历一个明确的民主主义思想阶段。这并非偶然。一方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薰陶的周恩来，对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世界”深为向往；另一方面，当他开始考虑中国社会的改造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已告破产，现实社会仍是专制黑暗。对此，他深有体验。这种思想底蕴既淡化了旧式民主主义在周恩来思想转变中的地位，又强化了传统的“大同世界”的合理内涵在导向社会主义理想目标中的作用，从而影响着周恩来的思想发展过程。
    “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注：周恩来：《中国现时之危机》，《校风》第45期。）的优良传统观念的教育和影响，使青年周恩来形成了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自救图强的炽热爱国情怀。对所向往的“大同世界”的内涵，周恩来也有认真的思考和明确的解释。他指出：“大同世界”，其“大道所在”，在于“不背乎正理”，“皆能发以正义”。何为“正理”、“正义”？他认为，“黄龙痛饮，武穆忠怀；文天祥、史可法国仇未复，饮恨九泉”，“路德以宗教之黑暗，创为新派；苏格拉底以愚民混沌，揭以哲学”，此在在为“正理”、“正义”之举。只有正义兴，正理行，人类社会才能共趋“大同之世”（注：飞飞：《我之人格观》，《敬业》第5期，1916年10月出版。）。这种关于“大同世界”的认识和理念，虽未能给周恩来提供理想社会的具体方案，但却能成为他追寻美好社会的内在思想动因。
    南开学校时期，周恩来确曾对民主主义的共和制度有过好感和好评，甚至曾经断言：共和制度“终恐不免有同化之一日耳”（注：周恩来：《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86页。），但目睹旧式民主共和体制在中国甫建即灭的严酷现实，周恩来更多的是亲身体察到共和制的破灭给中国社会造成的苦难，使他从感情到理智都难以把民主共和制度视为“大同”的理想目标。查阅《中国现时之危机》、《我之人格观》等众多著述，就会深深体验到周恩来对中国共和制度的失望心态深重到何等程度。他写道：“辛亥光复，于今五载，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民主可以无议院，政治可以揽独权”，“民意可造也，私法可定也”，“忽而帝制，忽而共和，腾笑万邦，贻羞后世”，（注：飞飞：《我之人格观》，《敬业》第5期。）“武人政治之害，一至此乎！”现实告诉青年周恩来的是：“危险之期，苦难之境，孰有过于今日之中国也耶！”（注：《中国现时之危机》，《校风》第45期。）
    从理论的角度考察，周恩来并未曾形成系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观念，对民主主义的制度内涵、形态特征及其阶级实质，在中学生的周恩来思想上也不很明确。当他刚刚开始从理论上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有所涉猎的时候，这种制度在中国的悲惨遭遇，已在周恩来的脑海中留下了它行不通，不能制胜武人政治，不能造福国家的深深印记。社会现实对“民主主义”局限性和弊端的充分暴露，使他在寻求中国趋于“大同世界”的具体方案时，从未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理想目标看待，这正是青年周恩来与“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等）之不同思想底蕴所在！实际考察起来，南开学校时期，周恩来的思想尚处于多种思潮的混合、交叉阶段，而民主主义未曾真正成为他的唯一信念，更未能使他趋之若鹜。有的研究者认为周恩来也如同陈独秀等人一样，是“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这是忽略了时代对周恩来的思想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忽略了他在思想、理论上并未形成“民主主义”的阶段的事实。需要指出的是，没有形成明确的“民主主义”的思想阶段，并不构成周恩来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对一个刻意追求源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以“正义”、“正理”（五四运动时期又增加了“平民政治”、“平等”、“自由”、“解放”等内容）为内涵的美好“大同世界”的爱国青年来说，当民主主义已失却光彩，社会主义的原则经过五四爱国运动的强力推进澎湃于思想界的情势下，以社会主义为基本方向的“正义”、“正理”、“平民政治”、“自由”、“平等”、“解放”等等原则被确定为他的追求目标，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研究周恩来的思想发展，不能忽视这一特点，简单地套用“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到共产主义者”的公式，是不恰当、不科学的。
    周恩来社会主义观的形成，是建立在系统、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理论基础坚实，是周恩来社会主义观形成的又一特点。
    置身欧洲的客观环境和旅欧党团组织把“学共产主义”作为“内部训练”的“最要之事”（注：周恩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报告第1号》，《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502页。）的严格要求，为周恩来提供了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远较国内同志为优越的主客观条件。当时旅欧党团组织成立了专门的“共产主义研究会”，以“努力研究共产主义和实际问题”及“坚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地方团训练部通告第1号》。）为两大指导原则。他们不仅研究“共产主义的学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马克思经济学说等），研究“共产主义的方略”（统一战线、劳动运动、政治斗争、军事行动、经济政策等），还研究“共产主义的制度”（主要是苏俄的国家制度、现行法律、工厂设施、农村组织、教育制度等）。在系统的理论学习的同时，他们还密切结合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势和革命实践，进行深入的专题讨论，如：研讨“共产主义革命将怎样在中国实行”，“民主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怎样建设革命武力以打倒封建军阀”等等。（注：《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3号、第1号。）其学习中使用的基本教材有法文、德文、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及列宁的生平、著作介绍，还有反映苏俄革命和建设情况的书籍，法共《人道报》上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文章亦是其教材来源之一。此外，旅欧党团组织还自编中文的《共产主义教程》，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观点分作若干专题，分别加以系统阐述。这种既系统学习理论又密切联系实际加以深刻理解和掌握的学习方法，是卓有成效的。
    受到系统、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训练，构成了周恩来杰出素质的重要方面。这与同期活动于中国本土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状况明显不同。当时国内的某些共产主义者由于诸多条件制约，“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注：刘少奇：《答宋亮同志》，《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周恩来的社会主义观所以能表现出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这与其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