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青年周恩来所宣称的，“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是其基本思想和原则的高度概括，那么，上述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实业等一系列政策和策略思想，则是周恩来在坚持社会主义目标的前提下，“因时制宜”思想的具体表述。可见，在青年周恩来身上已开始树立起这样一种思想，即不是单纯局限于字面上的一般原则，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把坚持主要目标和灵活运用策略相结合，去对待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诸种矛盾。可以断定，这一观念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对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思考和吸收。
    对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政治制度，青年周恩来当时所形成的基本思想包括：实行共产革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共产党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其坚定信仰；应切实实行以人民为国家主人的民主的政治制度而不能搞“首领专制”。
    周恩来在考察了欧洲和俄国的革命运动之后坚信，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的领导不可或缺。他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共产党的作用在于成为“劳动运动的先驱、社会革命的向导，来率领劳动群众。”（注：周恩来：《论工会运动》，《少年》第6号。）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关键即在于，“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作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他进而指出：只有在劳动阶级的“忠党”--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运动才能成功，“这不独俄国为然，各国的劳动阶级中也无不皆然。”与此同时，周恩来强调，这个党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他自己的利益”（注：周恩来：《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少年》第5号。），“应除掉工人利益而无其他利益”，应与无产阶级和工会始终保持“极密切而永不相欺”（注：周恩来：《论工会运动》，《少年》第6号。）的关系，而不能有须臾脱离。
    周恩来认为，共产党人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但这种信仰，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对待而不是如教徒那样陷于迷信。他当时曾这样明确表述：“迷信与信仰何别？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凡有所‘信’，都不应超越于理智范围之外，出此便为‘迷信’。”他说：改革社会需要革命的精神和热烈的情感，而“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久而愈坚”，必须把培植革命精神、革命情感与相信科学、趋重实际统一起来。据此他明确宣告：“相信马克思学说的人，视马克思的著作为可贵可重，又何足怪！”“便甚言之为‘经’为‘典’，也无可非议。”（注：周恩来《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少年》第2号。）周恩来所明确的把马克思学说视为共产党人科学指导体系的观点，所明确的以实践作为评判理论思想是非标准的观点，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建议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非常值得称道和予以高度评价的。
    青年周恩来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内涵有着比较深刻的理解。针对要求“绝对自由”和反对任何“强权”的主张，周恩来指出：“自由”和“强权”是阶级的、历史的概念。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不会给无产阶级以“反抗旧制度”的自由。反之，胜利后的无产阶级“在过渡期中为要肃清旧毒，扶植自由的新芽”，也不能不对反对者有所“限制”。但他认为，无产阶级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决不能是“首领专制”，相反，其政治上的领导者，不仅应以人民意志为意志，而且要受广大人民和党员群众的制约与监督。他说：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是：国家政治上的领导者“服从劳动会议（苏维埃），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而不能个人随心所欲地支配国家政权；作为权力机关的劳动会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权变更作为执行机关的“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而劳动人民又有权撤换“劳动会议代表”。在党内，党员对领袖有权“时时监督其行动”；在红军中则有“劳兵会议”作为维护士兵自身权利的组织。（注：周恩来《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少年》第2号。）周恩来的这一阐述，从权力关系的角度，对议行合一而不是三权分立的苏维埃式政治体制的内在关系给以深刻揭示，所得出的结论是：作为政治领导者个人必须服从政治领导的集体；政治领导集体必须服从于人民权力机关；人民权力机关是由“劳动会议代表”组成的，劳动群众有权撤换“劳动会议代表”。总之，归根到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上的真正主人应是广大劳动人民，“首领”是服务于人民的。这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