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青年周恩来确定以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唯一可行方案时，他对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内涵是如何理解的呢？
    周恩来所以把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唯一“救时良方”，其根本依据在于，他认定中国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加以顺势的变更”，而其他“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注：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少年》第2号，1922年9月1日出版。）。他说：“一个革命的爆发，其内幕总要含有生产状况变动和阶级争斗的重大意义在内。”（注：周恩来：《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少年》第5号，1922年12月1日出版。）依据历史唯物论的这一基本原理，他曾著文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在现今世界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周恩来说：“社会上的经济制度多是随着生产力发达情况而变迁的”，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的害处”不在“生产渐趋于集中”，“乃在它的自由竞争，互相侵略”；不在其大规模生产，乃在于“生产陷入无政府的状态中”；不在于它把工人聚集到工场中来，“乃在它以少数工资换得多时间的剩余劳动”。这种资本主义旧制度“已束缚现在生产力的发达了，在自然趋势上，终久必归崩溃”，“我们决不能明知其为害于世，复使他在中国得苟延残喘起来”。由此周恩来得出结论：如果“欲求保存这个产业革命后的优点而消灭其毒，则除变更经济制度外实无他道”。（注：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少年》第2号。）
    周恩来认为，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发达中国的实业，在现今时代，再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只能使中国或变为外国资本主义“舶来品的销售场”，或把中国的资源、设施“间接、直接都归到外人手里”，造成中国“困苦颠连，以至历劫难复”。而在未根本变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也行不通，因为，眼下“国家最高的统治权”握在统治阶级手中，而“有产阶级不倒，国际间的经济竞争，侵略政策”，便不会消失，自私的资本家更不会容许“一切产业收归国有”。至于流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更不可能是中国的出路。他尖锐指出：“自命为提倡科学的”无政府主义者，“论到实在的开发实业的方法，恐怕除掉毁灭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竟无什么具体主张。”（注：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少年》第2号。）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其在经济制度上的“相同之点”，是“都主张产业自治”，但要想不革命而实现产业自治，连产业发达的英国“都无望”，“何况实业不振，经济权握在外人手中”的中国！
    综合上述，周恩来得出结论：在中国，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进行苏俄式的社会变革，即开展以改变国家政权为中心任务的社会革命。为此，“在革命未成功以先，一切罢工、减时、加薪、自治、国有、协作等事件，都不过被视为训练劳动群众帮助革命进行的种种手段，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注：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少年》第2号。）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二十年代初，青年周恩来即明确指出：对单纯的罢工罢市，军阀“可以军队来压迫”，因此，“真要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注：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少年》第6号，1922年12月15日出版。）这一思想的提出，是非同凡响的。周恩来认为，当劳动阶级革命成功，实现了政权由“生产阶级”掌握之后，发展生产力、发达实业之计划，才能得以顺利进行，“由此乃能使产业集中，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而人类才得脱去物质上的束缚，发展自如。”（注：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少年》第2号。）
    可见，为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摒弃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青年周恩来变革中国社会的根本出发点，而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人类能“脱去物质上的束缚”，使人类能“发展自如”，这是青年周恩来选择社会主义作为理想社会制度的主导思想和根本目的。
    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发达实业？青年周恩来形成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只要对共产主义有利”，对发展生产力有利，完全可以采用“通权达变”（注：周恩来：《西俄大旱之惨状》，天津《益世报》，1921年10月15日。）的办法，而不必拘泥于一种模式和一种方式。他对列宁领导下的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态度即是这一思想的有力证明。当苏俄将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并允许农民在完税后可以进行自由贸易时，曾被国内外的“左派”普遍批评为“回到资本主义，毁灭苏维埃政权”，并以之作为“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了”的佐证。周恩来则专门著文指出，这种看法实在“太背事理”。他针对新经济政策中最受人非难的“重建私人开小工商业”一事指出：私人间小工商业的恢复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然是不容留”，“但在共产革命过渡期中，遇了相当的情形，有了却不足为惧”。因为这种办法“的确可以增加无产阶级国家的财富”。周恩来认为，应根据“经济状况的必然性和共产革命的可能性来断定新经济政策”，应从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效果看”，去评价其价值，而不能仅以“废除私有制一义”来进行反证。从这样的角度看，新经济政策不仅不是倒退，反而应“更信这是完成共产革命促进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呢！”（注：周恩来：《俄国革命是失败了吗？》，《少年》第6号。）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周恩来之赞同列宁的主张，其着眼点在于，所进行的事业必须是“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当列宁1921年10月主动向英法美等国发出照会同其调整关系，当列宁1922年1月派苏俄代表应邀参加协约国国际经济会议，扩大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当苏俄利用西方世界内部矛盾开展外交攻势时，周恩来对此都表示赞同和钦佩。他认为，列宁的策略灵活、可取，凡事“只要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都勇于进行，为此而“一切全可牺牲，一切舆论全都不顾”，这种“无孔不钻”的策略十分“可爱”，值得效法。（注：周恩来：《西欧的“赤”况》，1923年4月15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