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即便是游戏、演习式战争，也时常不能具有高尚的品质，因为普通人不是这一游戏的决策者，普通的种田、生产、建筑等劳动者们，他们可能构成这一游戏式战争的主体，然而却不是这一战争的主人，其主人常常是一事不干，然而却时常需要娱乐和消遣的总督之类的贵族们。他们时常把从事劳动的平民们当做牛马，当做死亡游戏中的牲口、木偶或棋子。因此，所谓游戏演习式的战争，大多不具有自由的性质，所以也无从具有什么益处和美德，而更多的是一场灾难。对于发动游戏演习式战争的总督等统治者们，英国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对其愤怒地质问：请判断一下是否有必要把你们的争端灌输进穷苦百姓的心里，并且用农民的心血来签订条约？你们处于公众的领导地位和权势之下，干这种事，感到羞耻吗？到了现代社会，由所谓现代科技构成的战争，常常比那野蛮人的毒箭还要坏，所谓的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只能用杀死更多的人来证明。[13]（p207）
    第二类是所谓争夺统治权的战争。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认为，争夺统治权的战争是确证人性的一种形式。人性大体上有两种形式，一种像“伦敦”号船长一样，在遇难时敢于与全体船员共存亡；另一类则像某一位快活地生活在英格兰美丽农村的母亲，能够让两岁孩子在床垫下闷死，而自己则在外面聊天。在历史与现实中充满优越感的那些贵族和统治者们，究竟属于哪一种人性呢？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认为，在全部历史上，那些君主和贵族们很少有人宣称自己站在穷人和正义一边，反而靠压迫穷人，剥夺正义，以便不断维持自身及其利益，以致忠诚一词被用来仿佛只表示人民群众有义务对帝王忠诚，而不是帝王有义务对人民群众更加无限地忠诚。帝王们不可能像船长那样与全体民众共存亡，而只希望全体民众去为帝王而且应该为帝王义不容辞地去牺牲。
    对于帝王或王国来说，为争夺权力的战争常常是一种野心的象征。罗斯金认为，相比于顺流而下的火攻船或可以传染全国毒素的一具死尸而言，野心最大、毒素最大的则是一个全身着火的顺流而下的王国，它拥有一杆浸透毒液的权杖，接触到哪里，哪里便是死亡。从英吉利的历史发展来看，一个政府最终强大靠的只能是仁慈和正义，只知道增加和扩散自己，是不会获得最终的强大的。进入美洲，没有使英吉利强大；霸占其他地域，也先后面临分离和独立。由此可见，一个王国只有像一个大家庭那样，不断增进人世间完美情谊和博爱精神，才能不至于因为夺取其他种族的统治权而失去人世间最为珍贵的仁慈和正义。
    第三种战争是高尚的自卫战争。这种战争，纯粹是由于捍卫自己祖国的尊严和权利，维护和执行自己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并且不受域外力量的威胁和干预。因此，自卫战争对于国人常常具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凝聚力。尤其是作为男子，作为青年学生，他们满腔热血，庄严宣誓，努力作为军人而为英吉利献身。这种献身，是一种冒险、刺激，同时也是一种义务和骄傲。然而，英国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自卫战争是否是一种骄傲和义务，要看在你身后的那个祖国，是不是一个优秀的国家。假如是一个高尚的、万众一心的英国，你们就必须服从她的命令；假如你身后的是一个半心半意的英国，那你们将如何去面对服从呢？如何去理解骄傲和义务的意义呢？
    从手工艺运动中思想家们的态度来看，他们总是把战争和人的美德，甚至和民族精神联系在一起，对战争渗透着一种敬畏和歌颂之情。然而，从对三种不同类型战争的态度来看，他们对战争所持有的更多的是批判，因为他们更关心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关心战争的正义性，关心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因此，对于英国人来说，无论他们是男儿还是女子，都要接受一切真正的伟大精神。这种伟大精神是诚信、勤勉和荣誉，是仁慈和正义，而不是所谓骑士精神和大炮精神；这种伟大精神是军人乃至整个民族的灵魂，它不是充满战争的进攻，而是体现上帝意志的正义与和平的天空。
    从手工艺运动中思想家们的战争分类理论中，可以比较充分地感受到英国19世纪广大平民的一种强烈的反战意识。在具体的战争案例中，这一意识也可以进一步得以证实。在英国19世纪的战争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土耳其战争。
    土耳其战争起因于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争夺巴勒斯坦“圣地”归属权。在1853年下半年，战争主要在土耳其和俄国之间进行，而且战场也主要在多瑙河战区和高加索战区。然而，1853年11月30日，土耳其在锡诺普海战中的覆没，迫使英法联军很快参战。尽管土耳其的军队在总体上远远不能战胜俄军，然而与英法相比，俄军显然在技术装备和武装力量上存在差距，因此最终不得不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棋盘上投子认输。但是，到了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虽然受到英国海军力量限制，俄国依然收复了失地，恢复了尊严，而且保加利亚等国家也同时获得了独立和解放。
    从现象上看，英国在这两场争夺陆地和海洋控制权的土耳其战争中取得了优势。然而，英国的广大民众和思想家们则有一种与贵族和统治者们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们反对英国参加这场劳师动众的土耳其战争。在英国人的心中，土耳其人只不过是小偷和凶手而已，而没有任何战争能代表小偷和凶手的利益。”[14]（p173～174）也就是说，战争不具有正义的性质。莫里斯认为，英国推行侵略性军事政策的目的在于，镇压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的民族解放运动，保护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制度，提高土耳其公债持有人的利息。然而，在这些战争中，面临灾难、饥饿和死亡的是英国平民，特别是英国工人阶级。
    从对土耳其战争的反应，可以感受到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强烈而且一贯的反战意识。早在1876年10月24日，他们就写信给报社，表达自己的反战主张。他们认为，英国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认真地对待付出的赌注，数以百计的村庄被燃烧，无数的保加利亚等国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被逼到绝境，乡下地方大片荒废，这一切足以令人惊骇。然而，为了迪斯累里的保守党所谓的利益，就无情地将英国人民拖在不公正的、可耻的战争之中。也许英国人认为，克里米亚是一场很棒的战争，英国人可以供养土耳其人，而且可以借此显示自己是品格高尚的、前进的人们。然而，这一切只是一种血腥的历史事实，英国人是如此的蠢人。[14]（p173～174）
    从英国19世纪手工艺运动思想家们的反战意识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人类和平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帝国统治者军事扩张和政治霸权的批判精神。这些思想家们的反战意识与和平思想代表了广大平民的希望和理想，也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他们的思想和想像，缺少对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的历史考察，没有认清资本主义内在品质和根本的弊端，因此也存在着一些脱离实际的因素。
    对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19世纪反战意识的关注，不仅有益于我们对现代国际风云的考察，而且对于和平理念的追求即便只是一种虚幻的理想，也往往有利于人类对于幸福世界的建设。或许这正是我们研究英国19世纪手工艺运动思想家们反战意识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