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地区的中心城市从原有的文明中心迁移到欧亚大陆的交界处或其他地区。底比斯、巴比伦和雅典不再是地区的中心城市，后者移往位于欧亚大陆的交界处或其他地区的新兴希腊城市，如地中海滨的亚历山大、安条克和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泰西封。这些城市虽然地处古老的埃及、叙利亚和两河流域，但已经是希腊化城市，并且位于地区交通的枢纽。巴比伦在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古帝国时还曾是首都，但最终让位于邻近的塞琉西亚、泰西封，到萨珊帝国时期，这座一度声名显赫的城市已经沦为废墟。阿卡德语到公元前1世纪时作为宗教和天文用语已被放弃，楔形文字从此成为死文字。
    （4）随着时间的流逝，东西方文化从疏离逐渐走向融合。尽管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希腊人建立了独立的城市，但新发现的资料说明，在政权里的中下层官员、军官和法官包括了大批当地人，东方城市仍然保留了自治地位。更有意思的是，巴比伦的希腊祭司、历史学家贝罗苏斯著的《巴比伦史》把塞琉古帝国视为两河君主传统和文明的传人，它与托勒密埃及的祭司马尼托所著《埃及史》完成了马其顿-希腊统治者与近东政治传统的同一化过程。
    在语言上，西亚语言吸收了希腊语的部分词汇，当地人还部分使用了希腊姓氏，阿拉米语与希腊语同为官方语言；埃及文字因使用希腊字母而改造为科普特语。在艺术上，纯粹的东方艺术和希腊艺术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融合型艺术，如货币上使用了希腊图案，建筑物上则出现了希腊式圆柱。但总而观之，东方风格仍然保持了主体地位。
    在民族成分上，到公元1世纪，在中东的希腊人开始与当地人通婚，从而作为一个民族日渐消失[9]。
    随着罗马帝国向中东的推进，它占据了小亚和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区，进而将罗马文化传播到当地，尤其是拜占庭帝国在小亚和叙利亚的统治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在东方，帕提亚、特别是萨珊帝国的崛起再次促成了波斯文化的传播，成为抗衡罗马帝国的中流砥柱，波斯文化的影响超过了早先的波斯帝国时期。
    最后一次文化的大变动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兴起和传播。阿拉伯大军的到来，使中东最终阿拉伯化，使大多数地区成为阿拉伯世界，阿拉伯语取代阿拉米语和科普特语，成为主导语言，只有波斯人拒不放弃波斯语，但采用了阿拉伯字母来表达母语。
    第三，世界宗教和中东文明圈的形成。希腊化时期也是宗教大动荡、大融合的时期，如在托勒密王朝时创立了塞拉皮斯崇拜，它融会了埃及与希腊的因素。起源于波斯的米特拉教也于公元前1世纪传入罗马，公元1世纪则遍布罗马帝国。它崇拜太阳神米特拉，认为后者是救世主，已具有世界性宗教的倾向，其仪式包括吃面包和饮葡萄酒。在希腊，古典文化的时期宣告结束，出现了主张拥抱世界的学说和悲观厌世的学说。
    同时，在希腊化开始之前，一神教也开始形成，即犹太教。进入希腊化时期之后，波斯和两河流域出现了多种二元神教，如诺斯替教和摩尼教，早已形成的祆教进一步完善。在吸收犹太教神学、米特拉教、斯多葛主义、新柏拉图主义、诺斯替教和俄尔甫斯教等中东和希腊宗教、思想的基础上，中东的第一种世界宗教--基督教诞生了，并逐渐传播到整个中东和欧洲。中东第一次形成了一种基于单一宗教的文化格局。然而，由于过分地受到希腊的影响，基督教的一神教特征不够彻底，尚有三位一体的教义和偶像崇拜的残余。其结果，不但犹太人和波斯人拒绝基督教，而且在中东各地出现了反对基督教正统教义的一些教派，如景教和一性论派。另外，中东也仍然存在着一些小宗教如拜星教及原始拜物教。
    公元7世纪，又一种世界宗教--伊斯兰教诞生了。它更加彻底地贯彻了中东传统的一神教体系和对偶像崇拜的反对（汤因比认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均是在叙利亚和希腊的“文化混合体”中形成的）[10]，并迅速传播至广阔的亚非大陆，成为阿拉伯帝国、并最终成为中东文明的文化载体，而基督教在中东的范围急剧缩小。除了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外，阿拉伯人吸收了波斯、拜占庭、希腊、印度等多种文化的因素，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并以此为基础最终形成了中东文明圈（阿拉伯人对埃及和波斯的征服标志着这一文明圈的初步建立），其范围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帝国。在阿拉伯帝国的疆域内，中东文化的多样性以统一性驾驭下的多元性表现出来，其文化综合的深度大大高于以往，同时保持了历史的连续性。正如美国学者拉皮杜斯（Ira M. Lapidus）所说的：“7世纪阿拉伯的征服和随后的伊斯兰时代保留了中东机构的延续性。”[11]
    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均产生于大叙利亚及其邻近的汉志地区，再次证明了作为文明交汇中心的大叙利亚的魄力。三大一神教都把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作为其圣城，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三大一神教和祆教的形成导致了成员有强烈认同、内部有强大凝聚力的紧密型宗教社团的出现，它具有如下特点：固定的崇拜仪式，共同的社团财产，统一的宗教教育，无所不包的宗教法律和专门的法律机构，信徒有明显的外在标志（如服装、发辫等），有关洁净和禁欲方面的规定，对叛教的严厉惩罚，宗教科层体制和宗教人士对社团控制的形成，宗教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