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形式上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不等于中国在实质上就已经是一个大国，这正是当时中国大国地位的特点所在。用西方大国的话来说，中国还只是得到了“一个礼貌上的位子”，或只作为“一个礼节性的成员”，罗斯福把这叫作“名义上”和“理论上”的大国。中国大国地位的这种表面性和虚幻性自然要在国际事务中反映出来，这主要表现在：
    （一）中国无权参加盟国战时的权力机构。
    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罗斯福决定成立一个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C. C. S），总部设在华盛顿，统辖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军事指挥权。罗斯福明确规定，“不论最高指挥官作出何种建议，他都要电告上述设在华盛顿的委员会”（18）。因此，C. C. S是盟国最高的军事权力指挥系统，“它具有世界范围的权限”（19）。然而，参加这一机构的只限于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曾向罗斯福建议成立一个中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或者中国直接参加现有的C. C. S。罗斯福答应同美国参谋长们磋商再作决定。讨论时，马歇尔讲，可以把苏联和中国同时吸收到C. C. S中来，这样能促使他们彼此的相互信任和理解。金海军上将却认为， “这可能导致C. C. S扩大到四大国本身。很明显，中国和苏联代表不可能坐在一起， 因为他们不是与共同的敌人交战。中国人不会讨论对德战争，而苏联代表也不会参加C. C. S关于对日战争的筹化”（20）。金的意见取得了罗斯福的赞同，使他找到了一条巧妙地拒绝蒋介石要求的理由。后来，中国代表虽然有一、二次被邀请出席C. C. S，但并没有参加实际讨论，对于中国的作战计划，也没有最后决定权。从一九四二年起，罗斯福还先后派史迪威、魏德迈等人来华，直接实行C. C. S计划， 从而也进一步控制了中国战区的指挥权（21）。
    盟国战时的另一个重要的权力机构是隶属于C. C. S的军火分配委员会。 一九四二年六月，美国同中国签订了“租借主体协定”，把对中国的援助纳入了军火分配委员会的计划。但是，运往中国战区的物质分配权却一直控制在美国人手里，中国无权干预。在军火的具体分配上，美国对中国也是有别于英国和苏联的，以英、苏为主，以中国为次。例如，一九四二年六、七月间，德国法西斯将领隆美尔在利比亚发动强大的攻势获得成功，苏伊士运河受到威胁。罗斯福得知这一消息后，便不顾当时中国战区的急需，将运往中国的部分军用物资调往中东。这时，滇缅公路已被日本人切断。运往中国的物资需从空中经过“驼峰”，数量本来就不多，再加上这一抽调就大幅度减少了。所以，蒋介石向罗斯福提出是否还想使中国在战争中支持下去的问题，罗斯福马上通过海底电报向蒋作出解释，此事才算平息。
    大战期间，美国通过租借法向三十八个国家提供各种援助总金额达五百零六亿美元，其中援助英国的为三百一十亿美元，援助俄国的为一百一十亿美元，而支援中国和其他国家总计才八十六亿美元（22）。这种情况固然同罗斯福先欧后亚的战略有关，同时也不能不说明在罗斯福的心目中，中国毕竟是一个“二等盟国”。
    （二）中国很少出席讨论中国问题的重要会议。
    二次大战期间，盟国曾多次召开会议，其中有一些是专门讨论或涉及到中国方面的问题的，诸如阿卡迪亚会议，卡萨布兰卡会议、三叉戟会议、魁北克会议（第一次）、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等。其中除开罗会议而外，其余会议基本上没有邀请中国参加，或者是在中国极力要求之下才允许其参加的，中国的国际地位究竟如何，可见一斑。
    首先看阿卡迪亚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联合作战的大致规划，其中包括成立中缅印战区以及该战区的具体军事计划，但中国方面未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罗斯福只是在会前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说要马上举行一个会议，确定联合作战问题。会后，罗斯福把会议决定告诉了蒋介石，要求中国政府同意，并接受所派遣的一位美国司令官（史迪威）去监督该战区的美军组成部分。迈克尔·沙勒说：“这些最初的决定肯定使委员长（蒋介石）大失所望，因为中国没有得到提供大量援助和部队的保证。他的政府被排除在西方盟友一手组成的决策机构之外。”（23）
    一九四三年一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晤。这时盟军在阿拉曼战役获胜，北非形势好转，罗、丘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东亚。因此，这次会晤着重研究了对日战略，决定在缅甸发动一场由中英美三国部队联合进行的战争，以重新打开通往中国的陆上交通线。会议还确定了这样一项原则：“有关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决定，将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单独作出”（24）。会议结束时，中国才被告知上述决定，要求中国同意中缅印战区的计划，加紧执行盟国在东方的特殊使命（25）。
    卡萨布兰卡会后不到四个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又举行了“三叉戟”会议。这是一次两级会议，除了最高级会晤之外，还要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地中海作战和反攻缅甸的计划。中国方面仅被邀请参加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是唯一的一次在这样的会议中参与战略问题的讨论。即便如此，中国方面的意见也未被英美所接受。中国方面指出，由于日本切断滇缅公路，中国的国际交通完全被封锁，外来军火接济困难，因此收复缅甸已迫在眉睫。英国因为准备进攻西西里，主要力量集中在地中海一带，不愿分兵缅甸，所以反对中国的意见。美国则采取了折衷的态度，主张在北缅先发动攻势，而且规模要缩小。这样看来既照顾了中国，又减轻了英国的负担，实际上还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求得对英国的妥协，因为当时中缅印战区的形势比地中海形势更为紧张，盟军在地中海处于攻势，一九四三年七月上旬就打到了意大利本土。五月二十四日，罗斯福和丘吉尔根据他们已达成的默契，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的北缅作战计划，中国反攻全缅的方案遂被否决。
    一九四三年七月，墨索里尼倒台，地中海战局取得重大进展。在这种形势下，罗斯福与丘吉尔会晤于加拿大魁北克，进一步讨论了缅甸作战问题。会前，宋子文曾对赫尔说，四大国的统一应当体现在中国能够参加这一次会议上。他还致函赫尔，抱怨中国一直未能就有关中国事务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计划，中国的发言人也未被允许参与辩论和作出决定（26）。信中还提出三点建议：“1.现已成立的军火分配委员会应予扩充，中国应以平等之立场加入；2.同盟国间有关合作之机构，中国亦应平等加入；3.魁北克宣言中，应以此二点昭告全世界。”（27）赫尔对此采取了温和的保留态度，但答应中国方面可以出席这次会议。宋子文于八月二十二日飞抵魁北克，实际上只参加了最末的两天会议，中国方面的三点建议却未被英美采纳，其借口是即使建议被英美采纳，西欧各国也不希望中国决定它们的命运（28）。这样，中国方面虽然参加了这一次英美首脑会谈，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受歧视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