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罗斯福把实行这项战略的重心放在国民党政府身上。罗斯福多次说过，“在同俄国的任何严重的政治冲突中”，国民党政府“将站在我们这一边”（45）。所以他力图把美国的力量与国民党的力量合并在一起，以造成一个有效的战时和战后的联盟。罗斯福主要采取联合国民党的政策，不但是由于他把蒋介石国民党看作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而且也是因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同美国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出发，罗斯福对国民党政府的丑行采取了宽恕和放纵的态度，对于坚持独裁统治的蒋介石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要改造中国，非蒋介石及其政权莫属”（46）。罗斯福的这些做法无疑助长蒋介石国民党敌视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政权的反动气焰，使美国一度拟定的国共联合统一中国的政策最终陷于破产，又为美国后来扶蒋反共政策铺平了道路。
    再从解决美日矛盾来看，美国也必须极力援助和控制中国，这是由于中国战场在太平洋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为南进太平洋，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不断增加驻华日军，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日本驻华兵力（不包括关东军）由六十一万人增加到一百零八万人。这支数量庞大的军队如果没有中国的牵制，将会给美国造成巨大压力。所以，美国陆军战略家们都抱有这样的计划，要把中国军队建设起来，以便利用中国的全部人力去对付日本。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六日，美国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发表声明说：“为俄国和中国的人力提供必要的装备，以便使他们能作战，这应是我们的基本政策。”（47）战争期间，罗斯福也曾对他的儿子说过：“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割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48）正是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罗斯福这番危险的设想才没有变为现实。此外，美国想利用中国的兰州、成都、昆明、桂林等地建立轰炸机场，以袭击日本的战略据点和舰只，这也使它感到有必要控制中国战场。一九四四年以后，美国已完全掌握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可以实行跳岛战略，进攻日本本土，但是罗斯福并未抛弃中国战场，提出要维持中国继续作战的问题，正是看到中国战场具有牵制日军的重大意义。
    当然，中国战场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主要不是靠蒋介石国民党军队，而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英勇斗争的结果。据统计，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共作战十二万五千多次，毙伤日伪军一百七十多万人，创建了一亿人口的解放区，牵制了日本侵华兵力的半数以上。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在世界反法西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也是促使罗斯福极力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罗斯福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以控制中国、把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为前提的，因为无论从遏制苏联扩张或是解决美日矛盾来看，中国都必须按美国的意图行事，实行上是一个“站在美国方面增添其声势的帮手”（49）。很明显，在这种主仆关系的支配下，中国是不可能真正走上自强的道路的。
    其实，罗斯福对于中国本来也是另眼看待的。一九四四年十月四日，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讲：“在这次全球战争中，不论是军事的或政治的问题，美国没有不关心的。我坚信，我们三人（另一人指丘吉尔--引者），而且只有我们三人才能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50）不言而喻，中国这个所谓“大国”是不在其列的。印度总理甘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亚洲从来就没有被美国和英国平等地对待过。他还反问蒋介石：“为什么他们（美英--引者）不把你们的国家包括到他们的高级会谈中去？”（51）这一触及要害的发问，深刻地揭示了罗斯福亚洲战略的实质。
    中国不能取得真正平等的国际地位，就其自身的原因来说，在于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导致了国家的衰弱。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执政以后，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实行法西斯一党专政，在军事上“围剿”革命力量，使整个中国比北洋军阀时期更为黑暗。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迫于压力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的却是一条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路线。与此同时，四大家族巧取豪夺，聚敛财富，致使民族资本主义日趋破产，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国民党政府政治的腐败，经济的衰落，军事的无能表明国家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当时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对此耳闻目睹，表示很难相信所谓自由中国将俨然成为亚洲泰斗的预言（52）。罗斯福对此也并非完全不了解。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罗斯福逝世为止，他先后共派出十个特使来华，进行实地调查，为他提供第一手情报。第一任特使卡尔森就向罗斯福报告了国民党部队丧失战斗意志的失败主义情绪和贪污腐化的现象，建议美国援助共产党人将有助于打败日本（53）。一九四四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后也对罗斯福说：“蒋介石充其量只是一批短期投资。据信，他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54）此外象史迪威和谢伟思等人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的情况，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没落。正因为如此，罗斯福在对华政策中才采取了一种很灵活的做法，既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又对中国采取了一些有别于英国和苏联的限制性措施。另外，罗斯福多半是“从未来的合作着眼”，强调中国作为大国的“潜在的可能性”，企图通过美国的政治影响和经济援助把国民党的独裁政府改造成为民主政府，使中国由一个形式上的大国变为一个实质性的大国。历史发展表明，这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毛泽东同志早就深刻指出，中国“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就是说，依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决不会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平等”（55）。这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历史的经验而揭示的一条伟大真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英勇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国家日益繁荣昌盛，国际威望不断提高，这时中国才真正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于亚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今天，当我们回顾中国国际地位盛衰荣辱的历史时，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呢？它作为一种战略，无疑地是反映了美国统治阶级企图控制中国、进而争霸亚洲与全球的意图；但就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来看，这种政策顺应当时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潮流，具有一定的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