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的领土主权成为美苏交易的筹码。
    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之间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把中国的领土主权作为交易的筹码。罗斯福原来估计在德国投降之后，大约还需要十八个月的时间和一百万美军士兵的代价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如果苏联对日出兵，就能缩短战争期限，减少美军伤亡。当然罗斯福也知道，要苏联出兵，不给点好处是难以办到的。斯大林以一九四四年十月以来就不断地提出条件，要求重新获得在一九○五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南萨哈林岛，在远东得到一个不冻港，使用中国南满铁路等。斯大林说：“如果不接受他的条件，那苏联人民将难于理解为什么苏联要对日作战。德国威胁着苏联自身的生存，因而苏联人民对于同德国作战的意义有很清楚的认识；但他们不会懂得苏联为什么要去攻打日本。不过，如果能接受他的政治条件，这件事就可以较为容易地用涉及国家利益的理由向人民和最高苏维埃进行解释”（29）。对于这些要求，罗斯福起初以未同中国商量为由没有作最后决定，但他又对斯大林说，同中国人交谈缺乏安全感，二十四小时内就会满城风雨，举世皆知（30）。斯大林便顺水推舟，说不必同中国人商量，只要苏美之间签订一个协定即可。罗斯福表示同意，并答应通知中国政府的时机由斯大林决定（31）。于是，苏联提出的协议草案经哈里曼略加修改，便提交罗斯福和斯大林最后拍板定案。
    雅尔塔协定的签订是对中国大国地位的尖锐讽刺，它使开罗会议宣言的精神化为一纸空文。开罗会议不仅明确规定战后将日本侵占中国的一切领土归还中国，而且指出：“在就任何有关亚洲问题作出决定之前，中国和美国应彼此进行磋商”（32）。这时，罗斯福却若无其事，把它抛到了九霄云外。在这笔交易中，罗斯福扮演了一个大拍卖商的脚色，以获取美国利益为最高原则。西方某些历史著作把罗斯福描绘成好象迫于斯大林的压力才签订了协定、想同中国政府商量又犹豫不决这样一个弱者的形象，这是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的。因为罗斯福要求苏联出兵的计划由来已久，对于斯大林条件的允诺也并非始于雅尔塔。早在德黑兰会议之前，罗斯福“就已经准备同意苏联在远东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权利要求的合法性”（33）。罗斯福还说：“我的确觉得，斯大林所需要的东西，不是别的，而就是他自己国家的安全。所以我想，假如我把我所能够给他的东西都给了他，……那么，他也就不会再去吞并任何地方了。”（34）所以，罗斯福在雅尔塔的举动并非偶然，而是美国本身强权政治的逻辑的必然结果。霍普金斯后来实际上讲明了问题的实质，所谓商量不商量完全是假的，因为罗斯福的主意早已拿定：“中国当时如果不同意苏联的任何权利要求的话，那么大概美国和英国本来还要联合起来强制执行该项条款。”（35）至于罗斯福所说的同中国谈话缺乏安全感，所以才未将协定事先通知中国方面，这一点连美国人自己都感到怀疑。查尔斯·波伦说：“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因此也不知道这个理由是真的还是为要在中国人背后搞交易才杜撰出来的。”（36）
    罗斯福以出卖中国利益换取美苏妥协，是对他自己提出的战后“行动自由”原则的否定，也暴露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强权主义政治。从开罗到雅尔塔，中国的地位在罗斯福手中任意褒贬，似乎令人惊异，但并非不可理解，因为这是同罗斯福的亚洲战略密切相关的。
    三
    罗斯福的亚洲战略包括两个层次：1.在战时使中国成为一个可靠的军事盟国；2.在战后能通过中国来控制亚洲。前者是以解决美日矛盾出发，后者是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二者相比，又以后者更为重要。
    遏制苏联扩张是罗斯福一项更为长久的战略计划。在战时，由于美苏面临共同的敌人，联合战线的建立比较容易。即使如此，两国之间也不是不存在矛盾，这从德黑兰、雅尔塔等会议关于军事合作，势力范围等问题的讨论中可以反映出来。例如德黑兰会议时，罗斯福就认为同苏联的反希特勒联盟是一个权宜之计（37）。他对苏联答应对日出兵的意图也有怀疑，因此在决定是否“把我们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有点犹豫不决”（38）。不仅罗斯福，而且霍普金斯也承认，“俄国的利益经不起外交事务上同我们有发生分歧的那种情况”。美国和苏联之间，“与其说这是由于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根本分歧，倒不如说是由于我们在人类自由的根本概念上存在着分歧”（39）。到雅尔塔会议时，对德战争已接近尾声，美苏各自的利益开始突出起来，两国联盟已隐现缝隙，尤其是在雅尔塔会议后不久发生的伯尔尼事件在美苏关系上又蒙上了一层互不信任的阴影。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罗斯福逝世前一小时曾写信给丘吉尔，对美苏关系的前景表示担忧，“想把总的苏联问题尽可能缩小到最低限度，因为从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的这些问题看来每天都在发生”（40）。由此可见，战时虽然维系着美苏合作，但美国对苏联却有所防范，在亚洲，罗斯福打的就是中国这张牌。
    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无论在人力物力资源还是战略地位上都是极为重要的，因此，要控制亚洲首先必须控制中国。罗斯福当时设想，在日本被打败以后，日本作为军事强国的地位将随之消失，而英、荷、法等帝国的衰落也为期不远，这时两支主要力量可能会赶忙来填补这一势力真空：苏联从亚洲的东北部向外扩张，民族解放运动将在新老殖民地兴起，而美国在塑造亚洲面貌方面则应起主要作用（41）。要实现这一目的，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考虑中国在战后的作用。罗斯福在一九四三年就对英国海军上将蒙巴顿说：“把中国当作‘大国’就可以在‘战后一个时期’制止侵略。”（42）罗斯福还说，有了五亿中国人民作为盟友，这在今后二十五年或五十年是非常有用的，由于它的战略地位，一个友好的中国还可以成为抵制苏联可能在亚洲进行扩张的缓冲地带（43）。所以，罗斯福极力主张实行援华政策，提高中国在世界政治机构中的地位，促使各国承认中国是一个大国。罗斯福认为，如果把中国排除在大国行列之外，这就不但增加了美国掌握维持战后和平中心地位的困难，而且也难于免除日本被击败后苏联对太平洋地区的干涉（44）。相反，中国的政治地位提高了，经济实力增强了，自然就可以起到防苏缓冲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