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通事谚解》卷下记，“这十月十五日，是佛解夏之日，庆寿寺里为诸亡灵做盂兰盆斋，我也是随喜去来。那坛主是高丽师傅，青旋旋园顶，白净净颜面，聪明智慧过人，唱念声音出众，经律论皆通，真是一个有德行的和尚。说《目莲尊者救母经》，僧尼道俗善男信女不知其数，人人尽盘双足，个个擎拳合掌，侧耳听声。”（第274-277页）庆寿寺是元代大都著名的佛寺之一，禅宗临济宗的中心。它位于皇城的西南，在今北京西长安街。十三世纪中叶，庆寿寺住持海云和尚与蒙古贵族关系密切，在当时政治生活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有元一代，庆寿寺始终受到元朝政府的特殊照顾，其规模与地位“为京师〔佛寺〕之冠”（55）。从上述步虚说法一事看来，《朴》书所载高丽僧人在庆寿寺讲经也应是实事，可惜的是书中没有记下他的名字。以庆寿寺的地位，高丽僧人能在其中讲经，应该说是一种特殊的优遇。
    《朴通事谚解》中有两则高丽僧人的记载决非偶然。元代高丽僧人来中国并在大都活动的为数甚多。著名的如式无外上人，与元朝的文人学士有广泛的交游，张翥、黄潘、陈旅、王沂、宋褧、吴师道、许有壬、尹廷高等都为他写下了诗篇。又如桧岩心禅师，“北游燕赵，南抵湖湘，历参尊宿，为千岩无明长老所印，翰林欧阳承旨作偈以美之”（56）。按，释元长，字无明，号千岩，萧山（今浙江萧山）人。他住持义乌伏龙山圣寿寺，名重一时，“王公大臣向师之道如仰日月，名倾朝廷，三遣重臣降名香以宠嘉之”。“内而齐鲁燕赵秦陇间蜀，外而日本、三韩、八番、罗甸、交趾、留仇，莫不奔走胪拜，咨决心学，留者恒数百人”（57）。三韩是朝鲜半岛古国名，此处指高丽。从桧岩心的经历，可证确有高丽僧人求法于无明门下。“翰林欧阳承旨”即元末文章大家欧阳玄。又如，高丽僧人元湛及其弟子崇安等，在高丽妇女任夫人资助下，在大都“南城之又南”，建造了一座兴福寺，“仍约世以高丽衲子主盟熏席”（58）。兴福寺成了一所高丽僧人的寺院。又如，“高丽国比丘”丽月，在朝拜五台山途中，曾暂住大都郊区房山县。他募集财物补刻了部分石经经板，为保存这一著名古迹作出了贡献。“补写经板”的是“高丽国天台宗沙门达牧”（59）。由此数例，可以看出入元高丽僧人的活动是多方面的，而且一般多曾在大都居留过。《朴通事谚解》所记，不过其中杰出者的一、二表现而已。
    唐、宋时期，中国古籍不断流入朝鲜半岛。元代，中国书籍仍是高丽朝鲜喜受之物。高丽官方通过多种渠道获得中国的书籍。忠肃王元年（元延祐元年，1314年）六月，命官员们考阅新购书籍。“初，成均提举司遣博士柳衍、学谕俞迪于江南购书籍，未达而船败，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事洪沦以太子府参军在南京，遗衍宝钞一百五十锭，使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60）。这次购书经历了风波之险。元朝末年，割据浙东的方国珍曾多次派人渡海与高丽政府联系，其中恭愍王十三年（1364年）六月一次，所赠物品中有《玉海》、《通志》等书（61）。除了官方渠道之外，还有民间的渠道。《老乞大谚解》记载高丽商人购买中国书籍，便是中国书流入高丽的民间渠道之一种。
    从《老乞大谚解》的记载来看，购买的“文书”中有“一部《四书》，都是晦庵集注。又买一部《毛诗》，《尚书》，《周易》，《礼记》，五子书，《韩文》，《柳文》，《东坡诗》，《诗学大成押韵》，《君臣故事》，《资治通鉴》，《翰院新书》，《标题小学》，《贞观政要》，《三国志评话》”。以上书籍可以分为五类。一类是儒家著作，有《四书》、《毛诗》、《标题小学》、五子书等。一类是《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君臣故事》亦应属于此类（62）。一类是名家文集，有《韩文》、《柳文》、《东坡诗》，即韩愈、柳宗元和苏轼的诗文集。一类是备查考用的类书，有《翰院新书》（应即《翰苑新书》，收录各种书启表笺文字）（63）。《诗学大成押韵》似亦应属于此类，此书待考。还有一类是文学作品，有《三国志评话》。
    以上各类书籍中，有两类最值得注意。
    一是儒家著作。南宋时朱熹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称为《四书》，为之作注，称为《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学习儒家学说的入门书。所谓“晦庵集注”《四书》，即指此。《标题小学》是朱熹编撰的一本供儿童用的儒学启蒙著作。五子书的五子，应指宋代五位理学家，即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和朱熹。五子书就是他们五人的作品。
    众所周知，理学兴起于宋代，名家辈出，而以朱熹影响最大。元朝尊崇理学。元代中期恢复科举，规定考试的基本科目经问（蒙古、色目人）、明经经疑（汉人、南人）都在《四书》内出题，“用朱氏章句集注”（64）。这样一来，理学成为官方哲学，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士子必读的课本。这种情况对高丽也产生了影响。十四世纪初，程朱理学开始传入高丽，“时程、朱之学始行中国，未及东方。［白］颐正在元得而学之，东还，李齐贤、朴忠佐首先师受”（65）。自此理学逐渐在高丽传播开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传入高丽。名学者权溥“尝以朱子《四书集注》建白刊行，东方性理之学自溥倡”（66）。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书至东方者，唯朱子《集注》耳。”但到元末，其他理学著作如胡炳文的《四书通》也已传入高丽（67）。商人们从中国贩回理学著作，正是适应于高丽文化界对理学的兴趣。
    另一是文学作品，即《三国志评话》。“评话”又作“平话”。从现有资料来看，“平话大概是元人称讲史的一种习语”。“‘平话’主要是以长篇历史故事为内容的，但由于‘平话’一词在元代广泛应用，逐渐地也用到其他内容的话本上”（68）。《老乞大谚解》所记《三国志评话》，显然是讲史的一种话本，它应该就是流传至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元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本。值得注意的是，《朴通事谚解》卷下有一段买书的对话：
    “我两个部前买书去来。”
    “买什么文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