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二十年来的宪章运动研究
    1959年以后，布里格斯在第二次爱尔兰历史学家大会上提出了“重新考虑宪章运动”的问题（15）。莫尔顿则在1960年和1961年的英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上发表了《宪章运动的再发现》和《对宪章运动的解释》两篇重要论文，他指出，在英国史学中，宪章运动的研究被压抑了五十多年，而它的再发现尚未完成，他提出，要“重新认识宪章运动”（16）。结果，努力发掘史料，重新认识宪章运动，成了二十多年来宪章运动史学的新趋向。这种“重新认识”的潮流中也有两种倾向：进步的史学家们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见解，推动宪章运动研究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某些史学工作者也提出若干错误论点。由于新的见解方才提出，疑难课题正在解决，所以较成熟的全面评述宪章运动的著作尚未问世。
    这一个时期的研究取得不少积极的成果。首先，许多著作都肯定了宪章运动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性质，同时又注意到它的特殊性。在1963年出版的E.P.汤普逊的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详细地研究了宪章运动前夜的工运史，他提出，工人阶级在争取改革法案通过的斗争中就不仅处在成长中，而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17）。D.汤普逊肯定地指出，“宪章运动充满了〔工人〕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比十九世纪任何时候都要强烈”（18）。她否认关于宪章运动是对于经济刺激的一系列未成熟的反映的观点，认为宪章运动是一个有着历史渊源的独特的运动，它纳入了许多旧的传统，又赋于许多新内容。约翰·弗斯特则把宪章运动明确肯定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19）。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托尔弗森在《英国维多利亚中期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一书中认为，宪章运动是一个“反对任何形式服从和顺从的有强烈阶级觉悟的运动”，宪章派即使在和资产阶级激进派采取联合策略时，如1842年和斯特季的全国选举协会联合时，也没有丧失阶级警惕性。托尔弗森还认为，宪章运动是从十八世纪开始的英国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工人激进主义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发展到了顶点（20）。
    第二，对全国宪章协会和英国北部工人宪章派活动加强了研究，肯定了他们在宪章运动中的地位。1975年出版的戴维·琼斯的《宪章运动和宪章派》一书中研究了全国宪章协会的活动，肯定了这一组织“给了宪章运动以持续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在政治危机年代，如在与相竞争的运动如反谷物法同盟威胁着宪章运动的时候。”戴维·琼斯还举例说，1842年春，当一些地方宪章组织表示不知如何对付中等阶级改革派的活动时，全国宪章协会提出了坚持工人阶级政治独立性的原则立场，即中等阶级和反谷物法同盟成员在与宪章派合作以前应公开宣布毫无保留地附属于人民宪章的全部原则，承认宪章派的领导作用，以确保宪章派“有效地控制公共舆论。”戴维·琼斯还指出，“全国宪章协会执委会的其他主要作用是协调资金的筹措、请愿和讲演，但它时常超出其职权范围之外”，全国宪章协会是“一个有活力的政党”（21），肯定了全国宪章协会在宪章运动中的实际指导作用。新近出版的詹姆斯·爱泼斯坦写的《自由之狮。奥康诺和宪章运动，1832-1842年》一书，详细地探讨了全国宪章协会诞生的经过。他指出，“宪章运动第一阶段的主要教训很明显，就是这个运动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几乎1840年上半年提出的所有重新组织宪章运动的计划都是察觉国民大会弱点的结果”。作者认为北方某些地方宪章派组织如南兰开郡代表委员会和西雷丁代表委员会在全国宪章协会创立中起了重要作用。爱泼斯坦批评英国历史学家们片面地肯定反谷物法同盟的经验而无视全国宪章协会的经验。他认为全国宪章协会可称之为“第一个工人的政党”（22）。但爱泼斯坦过高地评价了奥康诺，他没有把奥康诺在运动高潮时期的表现和低潮时期的颓唐联系起来看。
    研究英国北部工人宪章派活动的专著也问世了，这就是米克·詹金斯写的《一八四二年总罢工》（1980年），它活生生地重现了宪章运动第二次高潮中英格兰北部五十万工人大罢工的斗争场景。该书特别叙述了过去很少注意的优秀宪章派地方领袖和工会地方领袖皮林、哈钦森等人的事迹，揭示了他们身上体现的革命精神和阶级觉悟。同时，该书还表明，宪章派和工会在这次罢工中采取了联合行动（23）。这些都填补了未研究的空白。
    第三，对1848年4 月肯宁顿公地请愿以后的宪章运动加以重视并给予肯定的评价。在1969年11月英国召开的宪章运动史讨论会上，戴维·古德维驳斥了把4月10日看成是一次“大失败”的论点，指出“宪章派的活动在4月10日以后仍在增加”，在7月12日发生了宪章派英勇的斗争“几乎重演了4月10日的行动，而这几乎被人们忘记”。古德维的观点在《伦敦的宪章运动，1836-1848年》（1982年）一书中作了进一步阐发（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