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在现代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是世界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很多同志已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而且在很多国家还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是，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后新时代条件下仍能够起积极的革命作用，尤其是起领导作用的原因，尚论及不多。本文试就这方面的问题作一些探讨。
    从亚非拉现代史进程看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新时期的出现，既是第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后的有利国际条件造成的，也是亚非拉各国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由于外部条件的不同和各国间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呈现了复杂的情况。大体上看，这六十多年来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四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是由无产阶级领导，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取得独立的国家。十月革命后，在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亚非拉各国建立起第一批工人阶级的政党。据统计，到第二次大战前，亚非拉地区共建立了三十九个共产党，其中亚洲十五个，拉丁美洲十九个，非洲五个。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支生力军。其中，中国、朝鲜、越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
    第二，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的国家。二十世纪初，菲律宾、伊朗、土耳其和中国先后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但最后都归于失败。随着第一次大战后亚非拉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它们在更多国家充当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领导者。土耳其凯末尔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地区第一次胜利了的资产阶级革命。第二次大战后，又有一些国家相继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一般都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形式建立了民族国家。亚非拉国家的这些资产阶级革命，一种是以民族解放战争的形式进行的，如1919年的土耳其革命，1954至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另一种是反对封建王朝或反动独裁统治的武装起义，如1944年的危地马拉革命，1952年的埃及七月革命和玻利维亚革命等。
    第三，既没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又没有爆发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但发生了受资产阶级领导或影响的不同群众规模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国家。这一类型国家的发展道路表现得更为曲折，它们中很多国家虽然也爆发了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群众性斗争，但主要是通过和平方式而取得政治独立的，带有更大的妥协性。以革命武装起义或民族解放战争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革命只发生在亚非拉部分国家，多数国家如两次大战间的印度、埃及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的很多国家，都走着这一道路。但只要是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为目标，它们都是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从它所解决的任务看，同样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
    第四，尚停留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在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入侵时爆发了由本国爱国王公贵族或部族首领领导的民族运动（如埃塞俄比亚、摩洛哥）。这种反侵略的正义斗争，也是现代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重要篇章。
    由上可知，亚非拉各国现代民族解放运动并不是单一型的，而是多类型的；从领导阶级看，也并不是只存在一种领导力量，而是多种领导力量同时并存。就某一个国家讲，领导阶级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常常表现出交错复杂的情况。但总起来看，在亚非拉现代历史舞台上主要有三种领导力量：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三、封建王公贵族或部族首领的领导。而在这三种领导力量中，第一种和第三种只出现在少数国家，大多数国家处于第二种情况，即民族资产阶级充当了反帝反封建的领导者，明显地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的状况。
    所以，第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以来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主要是处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这是明显可见的。可是，以往对此所作的解释是：虽然民族资产阶级控制着领导权，但它已无所作为，难以取得什么重大的革命成果。也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已不能担负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使命。这种看法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致于在我们的教学中以及一些历史著作中，东方民族资产阶级在二十世纪初刚刚开始“觉醒”，一到十月革命后就立即销声匿迹了；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再出现，它不是作为“陪衬”、“配角”，就是作为“丑角”而粉墨登场，就象凯末尔、甘地领导的民族运动，也被列入“逆流”之中。长期以来我们对亚非拉资产阶级的研究主要局限在近代时期，现代的几乎一片空白，无人问津，与之不无关系。为了具体论证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就需要进一步分析一下第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以来民族解放运动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它又是在哪个阶级领导之下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