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表现特点看。
    “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17），这是东西方各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规律性表现。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欧美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尚能较好地与人民群众结合，使革命深入发展，只是在革命胜利后踢开人民，独占胜利果实，而亚非拉资产阶级更害怕群众，革命性更差，往往在革命略有进展，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稍作让步时，就抛开群众，背弃革命。（18）如果说，亚非拉各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表现，不过如此而已，那末，它的领导作用只能昙花一现，最后必定一事无成。
    当我们这样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表现时，就忽视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基本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矛盾的特点。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表现的特点，固然同其本身经济基础的薄弱有关，但它同时取决于与帝国主义矛盾的特点。作为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既有它依赖的一面，又有它矛盾的一面。同帝国主义关系的这种两重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表现的两重性。而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民族资产阶级生存和发展的最大威胁。民族资产阶级要独立，要生存，要发展，就必然会同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发生长期的、激烈的斗争。
    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之间的这种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表现，也具有它自己的某些特点：
    其一，民族资产阶级在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上，不仅有失败和妥协投降的一面，而且还有斗争、再斗争的一面。一般说来，只要民族资产阶级还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只要它仍然处于被压迫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那末，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斗争就不会一经失败就偃旗息鼓，永远停步或倒退，而是会重整旗鼓再起来战斗。
    其二，民族资产阶级在同群众的关系上，不仅有敌视、叛卖的一面，而且还有联合、再联合的一面。一般说来，只要帝国主义大敌未除，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那末，民族资产阶级就不会对群众永远敌视和对立下去，出于民族运动的需要和本阶级的利害，又会转而面向群众，求助于群众，不同程度上与群众再联合起来。
    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左、中、右之分，它们的政治表现是很不相同的，情况相当复杂，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来看，一般都可以找出上述这个发展轨迹来。当然，我们不能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甚至把它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混为一谈，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毕竟带有如前所述的种种阶级局限性。然而，上述发展特点也告诉我们，在分析民族资产阶级时，不能只从它斗争的一、二个回合，或抓住某些言行，就判断其成败胜负，评论其功过是非，而应从它斗争的一个相当长过程来全面地作出评价。
    这就是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强点和优点。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作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决定了它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决定了它能够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矛盾的特点，决定了它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舞台上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能够保持和发挥它的革命作用。不过，这些特点是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一经形成就具有的，民族资产阶级并不能由此就自然地掌握各国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同时具备实现领导权的必要条件，才能充当领导者。第一次大战后，民族资本作为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的新的经济因素，不仅扎了根，而且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正是在第一次大战以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的基础上，民族资产阶级得以充当革命领导并取得胜利的条件，在很多国家日益成熟。
    首先，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党或民族主义的政治组织。在近代时期，只有极少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组织了政党，如青年土耳其党、印度国大党等，而且，这些政党圈子狭小，组织松散，在群众中影响不大。没有强大的革命政党的领导，是近代民族解放运动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一次大战后，亚非拉各国日益普遍地建立了民族主义政治组织或政党，很多发展为全国性的大党。如印度的国大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甘地领导下改组成一个具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遍及城乡的上千万党员的大党。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联盟，从最初一个反对外国商人的商业联盟转变成为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一个反荷的政治组织，其成员由1912年的四千五百人迅速发展到1918年的三十八万九千四百人。（19）有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当脆弱，如朝鲜在日本的高压统治下，资产阶级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党，但以宗教组织天道教形式出现的反日组织，其成员遍及全国各郡，达十三万人之众，实际上也是资产阶级借以发挥领导作用的组织。有的则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挫折、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转入低潮时迅速发展起来的，如印尼民族党就是在共产党人领导的反荷大起义失败后建立的，到1933年在苏加诺领导下发展成为拥有七十一个支部、两万党员的组织（改称印度尼西亚党）。在拉丁美洲，虽然十九世纪初就出现了自由党和保守党，但它们只是近代政党的雏形，而且往往成为考迪略（20）争权夺利的工具。只有到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才纷纷出现。在非洲，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在大战结束不久就成立了“华夫脱”党和“青年阿尔及利亚人”党，即使是经济发展落后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广大地区，也普遍出现了首批民族主义组织或政党。资产阶级正是通过这些政党和组织，领导了第一次大战以来蓬勃开展的民族解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