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提出比较明确的政治纲领。近代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一般只限于争取局部性的改革，而且普遍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期望它们恩赐独立。民族资产阶级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往往是比较模糊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和民族运动的开展，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思想理论应运而生，出现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印度的甘地主义、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主义、秘鲁的阿普拉主义、墨西哥的卡德纳斯主义，稍后还有埃及的纳赛尔主义、阿根廷的庇隆主义等等，反帝民族主义的色彩越来越鲜明。民族主义成为资产阶级领导解放运动的重要旗帜。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明确提出了“独立”和“主权”的要求；君主立宪越来越显得过时了，共和主义成为更加响亮的口号。列宁把这些反映人民愿望的政治主张称之为“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21）在遭受帝国主义野蛮侵略时，亚非拉很多国家的人民就是在如凯末尔提出的“不独立，毋宁死！”那样的战斗誓言（22）激励下进行殊死战斗，争取和捍卫国家独立的。不少国家民族资产阶级提出“国有化”和“土地改革”的口号，更把民族民主革命大大推进了一步。
    再次，加强了同工农群众的联系，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进一步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亚非拉各国资产阶级最初是从改良运动开始走向政治舞台的，因而，上层政治运动和下层人民运动相分离，是早期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面临的革命任务比欧洲资产阶级更为艰巨，如果没有群众运动的冲击，要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顽固堡垒是不可能的。工农劳动群众永远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基本力量。因此，随着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矛盾的加深，他们越来越感到有“唤起民众”之必要，提出了一些更富有民主主义色彩的口号。如有的倡导“多阶级联盟”，建立“劳工政府”（23）；有的提出“民为贵”、“最高权力属于国民”（24），宣称他们的奋斗目标是要建立即使“最贫穷的人也将感觉到这确是他们的国家”（25）；有的接过了工农群众在斗争中提出的“土地与自由”、“还地于民”的口号，把“土地改革”、“改善群众生活”、“八小时工作制”等纳入自己的政治纲领。当然，作为资产阶级，他们不可能象无产阶级政党那样完全代表人民的利益，他们提出的口号往往停留在口头上。然而，民族运动的需要使他们不得不考虑劳动群众的某些实际要求，从而与下层人民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现代史上很多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或大规模的反帝政治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以提倡“非暴力”著称的甘地这样的资产阶级领袖，也深感有把民族运动变成群众性运动之必要，并为此作了巨大努力。
    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在阶级素质上具有它自己的优点、强点，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日益成熟，因而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在无产阶级尚未足够成熟的条件下，在大多数国家充当了领导者，使民族解放运动不仅在广度上、深度上比近代大大前进了一步，而且改变了近代以失败告终的结局，走上了虽然曲折、但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道路。在当代，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独立国家，作为第三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成为反殖、反帝、反霸的主力军。
    总之，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亚非拉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在十月革命后的一定历史时期中，它与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并存。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不仅是“历史的进步事业”，而且是当代伟大革命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抹煞和低估半个世纪来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领导作用显然都是不恰当的。当然，由于亚非拉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对于同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纳入一个发展模式中。有些国家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独立国家，独立后通过实行“国有化”、“土地改革”等措施，使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的传统的农业结构逐步向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结构转变，它们是有可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另一些国家虽然在政治上独立了，由于资产阶级表现出极大的摇摆性和妥协性，封建经济关系依然严重存在，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也比较突出，那么，这些国家中资产阶级无力完成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就会迟早落到日益成熟的本国无产阶级的肩上。不过，即使后一种情况，对于这些国家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在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以及国际反殖反帝反霸斗争中的积极作用，也要给以应有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