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拉各国发展水平不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实力强弱不一，要全面总结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不是本文所能胜任的。但是，我们把东方资产阶级同西方资产阶级进行比较研究，从它们之间的异同中，不难发现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也具有它自己的强点和优点。
    第一，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条件及其地位看。
    西方资产阶级属于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它是在侵略和压迫别的民族基础上起家和发展起来的，东方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别的民族侵略和压迫下起家和发展起来的，属于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这是东方资产阶级和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个重大的基本区别，也是东方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特点。
    亚非拉各国的近代资本主义一般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之后发展起来的，因而它一开始就遭受殖民主义的种种束缚。帝国主义侵略亚非拉是为了掠夺亚非拉，绝不是为了发展亚非拉的民族资本主义。因而，当亚非拉各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刚刚获得初步发展不久，帝国主义就迫不及待地对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实行严厉的摧残、打击的政策。越南民族资产阶级白泰宝的兴衰就是一个典型事例。白泰宝是法国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停止“印支开发计划”而发展起来的越南第一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从经营小型航运业起家，发展到拥有成十艘轮船、一家小型造船厂和一处矿山的相当可观的资本。可是白泰宝好景不长。战后法帝国主义开始了第二次开发计划，在殖民者所能采用的一切手段的排挤、打击下，最后轮船沉没，煤矿停业，终于宣告破产。⑨白泰宝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从1925年到1933年，仅在西贡、堤岸、河内和海防几个大城市，倾家荡产的就有九百四十八起之多。⑩印度资产阶级不少是从买办资本起家的，同帝国主义有血缘关系，但当他们想要建设钢铁企业这类基本工业部门时，同样遭到英帝国主义的竭力阻挠。印度资产阶级从1901年就开始筹建钢厂，几经周折，后来利用了英美矛盾，从美国方面取得技术援助，到1913年才生产出第一炉钢。（11）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尼赫鲁在他所写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就曾对“英国人对印度工业发展的厌恶”深深表示不满。（12）尤其是经济危机时期，由于帝国主义转嫁危机，亚非拉各国的民族经济更惨遭打击。拉丁美洲二十个国家的生产总值，1932年下降到1925年的水平，出口总值从1929年到1932年下跌了2／3。巴西工业企业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平均每年增加一千五百家，世界经济大危机发生的头两年，仅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两个交易所登记的数字，破产的企业就达一千二百家之多。（13）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愈发展，与殖民者的利益就愈益形成尖锐的对立，它们之间的矛盾就更加深刻化。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要求同帝国主义奴役政策的矛盾，形成了民族解放运动发生的深刻根源。
    因此，正是被压迫民族的地位，造成了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革命性；只要这种被压迫的地位未改变，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会一再表现出来。
    第二，从民族资产阶级半个世纪来的发展趋势看。
    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压迫的资产阶级，而且是一个新兴的阶级，代表着亚非拉国家社会的新的生产方式，在第一次大战后处于正在兴起或向上发展的势头。
    西方资产阶级当它作为一个新兴阶级时，也是社会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4）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已不具有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那样的环境和条件，资产阶级本身的力量要弱小得多，而且它的形成带有更为复杂的背景。如有的是从封建地主、官僚豪绅、高利贷者转化而来，有的带有某种程度的买办性，有的还打有部族意识的某些烙印。尽管如此，它们一经成为本民族的资产阶级，它们就成了东方社会新生产方式的代表，具有新兴阶级的基本革命素质。亚非拉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有一个与西方不同的情况，即国家资本主义相对地出现较早，并在不少国家拥有较大的比重。但它并不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的产物，更不能由此把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看作已趋向反动和腐朽。它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民族资本力量弱小，需要借助于国家力量来扩大自己的阵地，以与外国资本势力相抗衡。因而亚非拉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一般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的色彩。民族资产阶级在发展中还形成了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样，民族资产阶级在很多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和政治经验上相对其它革命力量占优势，而且文化思想方面也拥有很大的影响，是日益觉醒的民族民主意识的体现者。列宁早在1913年发表的《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等文，就对新兴的亚洲资产阶级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把他们誉为“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把他们的斗争称为“历史上的进步事业”。（15）
    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领导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大大改变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面貌。此前，亚非拉人民也进行了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给殖民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但它们只停留在下层人民自发斗争的阶段，这种斗争不可能改变作为“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16）的传统社会结构，实现向新生产方式的转变。民族资产阶级成为领导者，不仅把解放运动扩大到全民族的规模，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更猛烈的冲击，而且把运动提高到创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为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开辟道路的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