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东方资产阶级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虽属同一性质，但却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西方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并完成于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早已结束，东方资产阶级革命刚刚开始。当资产阶级革命在东方各国广泛发展时，历史已经以第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为标界，跨进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东方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发生、发展的这个时代特点，就成了简单否定民族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作用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认为既然时代已经变化，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亚非拉各国的资产阶级就不再具有革命领导资格，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领导责任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承担了。
    那末，时代的转变与各国革命领导权的转变究竟是不是一回事？两者之间有何联系又有何区别？要正确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领导作用，就必须在理论上分清这条界限。
    首先，应该看到时代的转变与领导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开始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内容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要完成这个过渡，决定于时代基本矛盾的发展和解决，决定于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最后战胜资产阶级。这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个意义讲，时代的转变，要求在亚非拉各国革命的领导权最终必须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的手中。尽管各国在时间上会有早晚，在方式上可以有不同，但没有领导权的转换，即由资产阶级转换到无产阶级手中，就不能完成我们这个时代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所以，领导权的转换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时代和领导权二者密切联系的含义。列宁在他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深刻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实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指出无产阶级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③
    但是，时代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各国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的立即转变。诚然，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民族解放运动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④，“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然而，这是就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而讲的，与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是否由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不能混为一谈。列宁论述的无产阶级实现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进而引向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贡献。但列宁指出的只是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的一种途径，我们不能把它理解成是所有亚非拉国家发展的唯一途径，把无产阶级说成是新时代条件下唯一能够充当革命领导的阶级。过去在我们的思想上正是发生了这样的片面性。
    事实上，各国革命领导权的转变并不是简单地决定于时代的变化，更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主要是取决于本国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力量的对比及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的成熟程度。一般说来，东方各国革命发展之初，领导权都掌握在力量上相对占优势的民族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要改变这种优势，取得领导权，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既不是十月革命的炮声一响的顷刻之间就能自动转换的，也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一经成立就能立即实现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民主革命中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依靠着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⑤
    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亚非拉不同国家是很不相同的。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大战前，亚非拉各国无产阶级大体处于如下三种不同的状况：第一，工人阶级人数少，尚处在产生、形成的阶段。有的国家工人虽有一定数量，但多数是季节性工人，流动性大，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思想上保留着浓厚的小生产者、甚至部族的落后意识，尚未具备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条件。除埃及、马格里布诸国和南非联邦外的非洲多数国家以及西亚的部分国家处于这类状况。第二，工人阶级有一定数量，甚至力量还比较强大，但工人阶级组织程度不够高，思想上不够成熟。不是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就是受“左”的错误思潮的冲击，使得民族解放运动主要处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或影响之下。亚洲的印度、非洲的埃及以及拉丁美洲的多数国家处于这类状况。第三，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虽然并不大，但组织和觉悟程度较高（主要表现在工人阶级政党的成熟上），或由于资产阶级抛弃了反帝民族斗争的旗帜，民族解放运动处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如中国、越南、朝鲜等。总起来看，工人阶级在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里，无论在物质条件上或精神条件上都尚未占居优势地位。即使到第二次大战后，工人阶级在各国有了较大的发展，亚非拉的大多数国家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对比的基本状况。
    这里需要强调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不能简单地看无产阶级的人数。东方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相对于总人口只占一个很小比例。无产阶级能否发挥对领导作用，主要取决于无产阶级是否“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⑥，取决于这个党在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熟程度。第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后，虽然亚非拉很多国家建立了共产党，在一些国家还开展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大规模反帝革命斗争，取得过不同程度的胜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对大多数国家说来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还不够成熟，因而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尚未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还不能在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普遍地实现自己的领导权，把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后，虽然时代发生了变化，而亚非拉多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主要仍掌握在民族资产阶级手里的原因所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广泛发展起来的。因此，时代和各国革命的领导权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严格区别，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十月革命是时代转变的标界，不能同时把它作为各国革命领导权转变的标界。把时代和各国革命领导权混为一谈，就必然会导致对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作用的简单否定。
    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事实，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非拉地区涌现了一大批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独立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应该看到这是同第二次大战后出现的国际形势分不开的。这主要表现在帝国主义力量的严重削弱，社会主义力量的空前壮大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无法照旧维持下去了。在近代时期，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分散的，彼此隔绝的，很容易被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各个突破和残酷镇压。东方各国最初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从1895年的菲律宾革命到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无一不是被帝国主义势力所绞杀。对于在十月革命后，尤其在二次大战后掀起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何尝不想把革命统统淹没在血泊中。可是，二次大战后它们已经不能象昔日那样为所欲为了，甚至要象一次大战后那样拼凑一个“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来分割世界，维持殖民统治也不再可能了。帝国主义更害怕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会使更多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于是，它们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谋求同亚非拉资产阶级的妥协，承认民族独立国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对亚非拉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给予大力支持，成为他们维护和巩固独立的巨大后盾。土耳其革命领袖凯末尔曾说：“要是没有俄国的援助，新土耳其战胜英法和希腊武装干涉者就要付出无比巨大的牺牲，或者甚至根本不可能胜利。”⑦战后三十多年来，亚非拉以及大洋洲、太平洋岛屿共有一百多个国家获得了独立，正是在二战后出现的有利形势下取得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大战后虽然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时代并没有变。上述促成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和民族独立国家建立的客观形势和有利条件只是时代基本矛盾发展和演变的结果。这不恰好说明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解放运动在一定历史时期不仅能够获得发展，而且还能获得重大的发展吗？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十月革命和第一次大战后半个世纪来亚非拉各国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不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是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工人阶级在许多国家还不够壮大，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一历史阶段充当民族民主运动的领导者，是符合亚非拉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的。
    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作用的关系
    要正确估计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还应该对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特点作全面的分析。过去，从时代问题出发，既否定了亚非拉各国民族资产阶级起革命领导作用的客观条件，同时也否定了它起革命领导作用的主观阶级素质。
    “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⑧这种一身二任的两面性，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总特点。欧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具有这个特点，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具有这个特点。但我们过去在分析亚非拉资产阶级的特点时，往往以时代条件的不同，强调它的软弱性，贬低它的革命性，从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不能作出客观评价。
    由于时代条件和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亚非拉资产阶级与历史上欧美资产阶级相比较，的确有它明显的弱点。这主要是：亚非拉各国的资产阶级是在本国资本主义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并且是在帝国主义严重压抑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先天不足，经济上表现为很大的软弱性；亚非拉各国资产阶级形成的基础与西方资产阶级不同，它主要不是从城市中等阶层发展起来的，很大部分是从地主转化而来，于是，民族资产阶级除了同外国资本有密切联系外，还同封建势力有密切的联系，政治上有很大的妥协性；亚非拉各国的无产阶级先于资产阶级而产生，当资产阶级成为一个独立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时，一个相对强大的无产阶级已站在自己的身旁，加上土地问题严重，农村阶级斗争激烈，因而资产阶级往往带有敌视共产主义和工农的反动性。
    东方资产阶级的这些弱点，在它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时时表现出来，使得东方国家的革命走着一条更加曲折的道路。东方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形成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样的高潮；它们所进行的社会革命更远非欧美有些国家那样广泛和深刻；很多国家获得的独立，只是革命与妥协的混合物，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迄今未能完成，凡此种种，不能不是东方资产阶级软弱性的突出表现。然而，这些弱点只是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素质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把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观素质仅仅归结为这一方面，那末就同样会得出否定民族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作用的结论。因为即使客观时代条件许可，民族资产阶级主观上毫无能耐，其领导资格同样也会丧失无遗。
    但是，亚非拉资产阶级比较欧美资产阶级，有它的缺点和弱点，也有它的优点和强点。过去，我们更多地注意了它的弱点、缺点的一面，而没有很好研究它的强点、优点的一面。正是由于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具有它的优点和强点，它才能够在多数国家取得革命的领导资格，收拾败局，大大推动革命的进程。因此，如看不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优点、强点，同样不能正确说明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领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