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改革和抗议的浪潮曾一度震撼了美国社会。这场运动被称作“新左派运动”。与新左派相对的，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问世的“老左派”。从极端的角度上看，老左派无异于美国共产党；而从温和的观点来判断，他们不过是富兰克林·迪拉诺·罗斯福“新政”的左翼支持者。老左派中的成员们几乎无一不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他们的思想观念是违背马克思基本原理的。左派中的温和分子认为：罗斯福的“福利国家”，有助于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在老左派中，中间派“产业民主同盟”（LID）起着关键性作用。LID通过自己的外围组织“大学生产业民主同盟”（SLID）向学生们施加强有力的影响。1960年，美国突然爆发了一场自发的学生运动。LID 领导人决定把“大学生产业民主同盟”改组为“大学生民主联合会”（SDS）。 产业民主同盟改组并重新命名学生外围组织的目的，是试图攫取基本上以大专院校学生为主体的、方兴未艾的新左翼运动的领导权。事实证明，SDS在这场新兴运动中，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大家知道，六十年代的新左派运动是一场自发的、实践主义的学生运动。正如学联的一位主要领导人汤姆·海顿在《致新左派青年的公开信》中所指出的那样，新左派长于行动而拙于理论。①新左派知道自己要反对的是什么。但是，在美国这样一个两不相容的社会里，它对自己要维护些什么却又茫然莫知。新左派热衷于反对老左派的教条主义，反对急进的教条和理论，赞成采取实用主义的、目标明确可及的急进主义。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肯尼思·凯尼斯顿认为，这种思想观念并不说明他们在有意识地反对老左派。而说明他们是美国“后工业时代”逐渐发达的社会生活的产物。“第一代‘超现代派’青年们发觉社会既给了他们动力，又使他们感到茫然。”②他们认为，在这种力能论的支配下，仅用某种一成不变的理论和思想模式还不足以使自己认识两不相容的现实社会的实质。既然外在的变化寓于内在的自我发展之中，那么就不可能有尽善尽美的整体观念，因此就不可能用一种理论或一种思想模式去指导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针对现实社会而生的“变态情绪”。新左派分子正是用这种情绪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的。因此他们注重行动，而忽视理论。
    在新左派运动产生的问题上，黑人民权运动中的学生组织功莫大焉。从1960年2月起，黑人学生在三年内发动了三次成功的改革运动：1960年发生了“共用便餐饭桌运动”，结果在南方各主要百货商店中，取消了便餐桌旁的种族隔离；1961年的“自由乘车运动”打破了州际汽车和火车运输中的种族隔离；1962～1965年的“选民登记运动”为数以千计的南方农村黑人赢得了选举权。来自北方的白人学生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活动。他们一直采取着“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手法。六十年代成年人的民权运动绝不包括在新左派之列。但是，学生运动及其急进的产物，却是新左派运动当之无愧的组成部分。“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和“黑豹党”就是这样的例子。实际上，这些黑人学生控制新左派运动几达四年之久，成为这场新式学生造反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
    应当指出，黑人民权组织和急进政治组织中的成年人都没能控制新左派运动。这两者于六十年代中期断绝了一切有效的组织联系。如果说成年人控制新左派运动的尝试已经付诸东流的话，新左派运动中的青年领袖们扩大自己影响的努力也并非一帆风顺。以“大学生民主联合会”为例。③1963年，学生们对官僚政治产生了怀疑，于是规定（联合会）主席任期为一年，且不得连选连任。正因为如此，最能干的新左派领导人汤姆·海顿才不得不离职。1967年，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实际上已被废除，领导权落入学联全国书记的手中。1968年，全国书记的职权由三位秘书共同行使。于是，学联的领导日趋软弱无力。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学联在各大学的分会都倾向于我行我素，根本不买学联全国发言人的帐。在实施领导、控制学联的问题上，各分会都有自家的难唱曲。他们感觉到，只有在一般成员感兴趣的情况下，才能实施“领导”。因此，学联各分会的头目们只好违心地领导了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④
    尽管新左派分子经常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毛主义者”，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思想意识和组织义务。他们的癖好只是反对权威、组织、制度和纪律本身而已。就其基本的、内在的特征而言，新左派运动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运动。它所要求的似乎是一种分权的、地方自治的，从根本上说，又几乎是排他性的乌托邦。⑤在涉及到个人根本利益的决策中，人人都有发言权。领导权是自发的，非正式的，领导者应该具有感人的超凡魅力；而不应该披上官僚主义和种种头衔的外衣，不应该以僵死的教条和观念为偶像。领导者应当敏锐地洞悉并体现人们的思想。新左派运动史中具有讽刺性的结局之一是，很多新左派运动领导人都在1969年之后，以一种承认专制统治的形式，相继转入“地下”，退出了历史舞台。
    就特征和意义而言，新左派运动是一场改良运动。它企图改善美国社会中诸如黑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美洲印第安人、学生和妇女等地位低下的社会各阶层的生存条件。在这串名单中，有一些奇特的地方。人们通常都把大学生当作特权阶层，而不是当作被剥夺者来看待。那些普通的人们更是如此。然而，六十年代的学生改革家们却视大学生为被剥夺者。虽然父母和当局都说他们已经是“年轻的成年人”了，但学校中的官员们却始终把他们当毛孩子来对待。校方对他们的私生活横加干涉，在没同本人磋商的情况下就把学习要求强加到学生身上。此外，尽管学生占学校人口的大多数，但却无权过问管理制度。六十年代末，学生们完全摆脱了校方对私生活的干涉，同时迫使校方废止了必须参加班级活动的要求和几乎所有特殊的、学习方面的清规戒律。此外，学生们还在六十年代末向学校各主要委员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分享到了参与校改、决定教员任免升迁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