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九世纪美国的经济革命带有全面爆发的性质，它以东北部兴起的工业革命为起点，迅速扩及其他各个经济领域，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和速度。
    为什么美国在十九世纪能够在经济上实现以工业革命为中心的全面变革？我以为，其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在进行工业革命及全面经济改造的过程中，同时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持久的“西进运动”①。这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拓殖运动，兴起于北美独立战争之后，十九世纪中叶进入高潮，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基本结束，几乎贯串美国近代化的全部进程。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包括大批新从欧洲到来的移民）从东部涌向西部，投入开发大西部处女地的行列，即进入“蛮荒之境”，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其实却为十九世纪美国经济的全面变革和发展准备了条件，并最终导致了一个现代美国的诞生。正是这个西进的运动，给美国近代化的内容和形式、广度和深度，以巨大和强烈的影响并赋予它以力量和特色，以致可以说整个十九世纪的美国史，都是在“西进”的标志下度过的。因此，要研究美国近代化的历史和现代美国成长的过程，就不能不研究西进在其中的作用。这应当是美国边疆史以及整个美国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之一。
    不过，这一课题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自十九世纪开始以来，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从德国的黑格尔到英国的亚当·斯密，从意大利的A·罗利亚到法国的A·维克托尔，都对西进运动和边疆开拓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意见。应当指出，对西进运动和边疆历史感兴趣的，并非只是那些资产阶级学者，还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一主题，特别是“自由土地”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1878年11月25日，恩格斯在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写道：“现在，经济学研究者最感兴趣的对象当然是美国，特别是从1873（从九月恐慌）到1878年这一时期，即持续危机的时期。在英国需要整整数百年才能实现的那些变化，在这里只有几年就发生了。”②接着，他用比任何资产阶级学者都更明确的语言提出：“但是研究者的注意力不应当放在比较老的大西洋沿岸的各州上，而应当放在比较新的（俄亥俄是最显著的例子）和最新的（例如加利福尼亚）各州上。”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边疆与美国迅速发展的经济究竟是什么关系？这就点出了边疆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勿宁说，从科学的意义上研究边疆史的任务，倒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来的。
    其后不久，即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发表了重要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开始了对西进运动和边疆历史的系统探讨。他由于强调边疆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边疆生活在美利坚民族性格形成中的影响，从而开创了美国民族史学发展的新阶段。该文发表以后，有关西进和边疆这一主题的论著和文章在美国“车载斗量”，整个美国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然而，美国的边疆史研究也带有明显的缺点和不足，学者们较多地注意了边疆对美国社会和民主的影响，而对它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却重视不够。正如美国研究边疆史的著名学者毕林顿所说：“关于边疆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刺激作用，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未作出适当的研究。”③这种状况只是近十几年才有所改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工作者，有必要认真地研究这一重要课题，以阐明现代美国成长的道路和特点。
    其实，经典作家不仅提出了科学地研究美国边疆史的任务，还对正确估价西进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表过许多有益的见解。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过一段很重要的话：“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的中小型地产，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开始发展起来。”④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把“欧洲移民”换成“西进运动”来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论断同样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没有欧洲移民的卷入，西进就不可能有那样大的群众性，西部大草原上“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也就无从谈起。正如恩格斯在《美国的食品和土地问题》一文中所说：“美国西部大草原的处女地--目前正在开垦，不是一小片、一小片，而是几千、几千平方英里地开垦”，“而开垦所需要的农业工人的大军，是我们自己从欧洲送去的移民。”⑤这就把欧洲移民和西进运动联系起来了。因此，两位导师对欧洲移民的作用所作的评价，也适用于对西进运动的评价。
    当然，经典作家的理论只能成为我们研究的指南，而不能代替我们的具体研究。为了正确阐述西进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还有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