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过头来谈谈那份赢得新左派分子同情的被剥夺者名单。人们应该注意到，其中明显地缺少“无产阶级”。截止到六十年代末，美国产业工人阶级无论如何不能算作是“无产阶级”。大多数产业工人的薪水都很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工会组织和“集体交易”。大部分工人都有自己的住宅和汽车。六十年代中期，大部分工人都有能力供子女上大学，他们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这部分具有工人阶级背景的学生并没有给新左派运动带来什么新生力量。相反，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却对新左派运动的要求持有异议，甚至置若罔闻。⑥他们一心关注那些实际的、与专业息息相关的学术活动，几乎成为学生界最保守的分子。
    虽然新左派运动失去了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但却从颇为敏感的中产阶级学生中获得充分的支持，1962～1964年间，18～21岁的美国青年中，大约34％在大学就读。⑦1965年，美国青年中的高中毕业生超过75％，其中的50％强升入大学。⑧1969年，高中毕业生中有60％准备升入高等院校。⑨1970年，在17～21岁的美国人中，有40％升入高等院校。⑩如果用数字来表示的话，美国高等教育的迅速普及给人的印象则更为深刻。1940年时，美国大学生人数为1,500,000人。（11）1950年时，这一数字增长到2,600,000人。（12）1960年为3,600,000人。（13）而1970年时则增长到7,000,000人。（14）从大学适龄人口百分比和纯人口数字的角度来看，六十年代美国大学生的增加是引人注目的，它直接影响了新左派运动的活动能量。虽然新左派分子人数很少，但当他们成功地刺激了保安官员，诱使他们对学生使用暴力时，新左派分子也能把大部分学生煽动起来。只要警方对学生进行了体罚，接踵而来的通常总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世代团结。（15）当局便会发现，自己将要对付的是一大批愤怒的学生。
    毫无疑问，“世代团结”这个字眼，在六十年代是一个极为时髦的术语。美国学者们重新研究了那些曾经阐释过青年造反运动的早期理论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翰和他那令人赞叹的“社会学知识”论。实际上，人们早就不接受卡尔关于社会世代现象的理论了，至少在英语国家是这样。一部三卷本的社会学史谈到了这种现象，作者是哈沃德·贝科尔和哈里·艾尔玛·巴尼斯。他们分别是社会学和史学界的两位卓越的人物。这部书的名字是：《社会思想从传统走向科学》，1938年发行第一版，1952年和1961年两度再版。书中对曼翰的世代理论颇多述及。而英美学者们直到自己亲身经历了大规模的学生造反运动之后，才开始接受社会世代学说。于是他们一头钻进图书馆的库房中，去搜求解释这种现象的东西。
    无论是学者还是那些大名鼎鼎的新闻记者很快大量使用诸如“社会世代”、“世代的”或“世代之间的隔阂”之类的术语。（16）他们把曼翰的术语“世代单元”译成了“世代群”。其含义是，在享有某种共同经历、共同看法、共同观念和共同行为准则的一个社会世代内出现的亚集团。诸如此类的术语就这样从学者和记者那里传入公众社会之中。
    评论家逐渐接受了这类用语，甚至学生评论家亦然。新左派运动被形象而生动地称为“世代造反”。（17）使用这种表达方式，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已经产生一个新左派世代。相反地，菲尔、肯尼斯和艾斯勒等人都把新左派运动区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正如肯尼斯在《年轻的急进派》一书中（第278页）所评论：“世代之间的更替有如行云流水，青年人中发生的一切都在来去匆匆中进行着。”类似的评论家们一致认为，新左派运动最显著之处在于它的世代特征。虽然这种社会世代说观点常常指学生们摆到老派权威人物面前的极端化形势而言，但它也经常代表着“老”新左派、新左派和“新”新左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我这里借用了凯尼斯顿的用语。（《年轻的急进派》，第277页）他指的是：（1）（“老”新左派）六十年代初期，以争取民权为中心内容的那一世代；（2）（新左派）六十年代中期，当运动转到美国西部、中西部和东部颇具威望的、以白人学生为主的大专院校时，参加运动的那一世代；（3）六十年代末期，运动更富于暴力色彩， 开始波及到那些威望较低的学校、然后又进入社会时的那一世代人，即“新”新左派。所有这三个集团都和新左派运动一道并存到六十年代末，相互间的影响也一直没有间断。
    除了上述特征外，还应谈到的是它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新左派运动的社会影响十分巨大。总的说来，美国人、尤其是美国政府在新左派运动发起的形形色色的改革中，真正搞清楚了被剥夺者、特别是少数民族和妇女们的要求与兴趣之所在。美国政府于1965年发动了一场“赞助运动”，旨在为少数民族和妇女提供一些新的机遇。（18）各大专院校被迫接受大批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妇女入学或充任教师。这场赞助运动的重点是医科、商业、法律和工科院校，因为上述院校的教学内容相当直接地为那些赚大钱、有特权的职业准备着条件。不过，这场运动并不仅仅限于教育机构。凡是获得联邦政府赞助基金的院校、商业机构和其他组织，都必须定期向联邦政府提出“赞助运动”报告。否则，基金就会被撤销。
    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意识的反映，同时也是一种体现，大众文学、书院文学、广播、电影和电视等等都开始把新的重心转移到少数民族、妇女和其他一些被剥夺者集团所面临的问题或需要上。社会史研究开始在美国史学界盛行并渐趋重要起来。在史学界，甚至连那些平时极少注意社会事态、与社会史截然相悖的领域，也开始运用社会学观点了。（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