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对左翼宪章派的“暴力”政策进行了严肃的讨论，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首先是摩尔顿提出了，研究“暴力”派必须解决当时英国是否存在暴动成功的客观条件这一关键问题，他否认宪章运动时期的英国已具备了革命形势（25）。这样就打开了研究左翼宪章派的新途径。D·汤普逊注意到“暴力”派构成的变化， 她指出，新港起义的失败使得以弗罗斯特、布西和弗莱彻为代表的雅各宾式的旧式激进派领袖们离开了宪章运动的领导岗位，而把年青的宪章派留在领导岗位上。这样，“一些活动和组织形式〔即全国宪章协会--笔者注〕发展起来。”（26）
    在重新认识宪章运动的浪潮中也出现了一些暗流，对宪章运动的历史估价和对工人群众情绪的判断方面出现了一些混乱的观点。F·C·马瑟无视大量反映宪章派鲜明的阶级观点的文章和讲演等史料，断言“宪章运动表现了和中等阶级改革家在政治上合作的共同的激进主义信念。……不妥协和不合作的精神在宪章运动中并不普遍。”他甚至认为，“宪章运动在精神上接近二十世纪的工党”（27）。马瑟还认为，“宪章运动的信条并没有什么唯一的首尾一贯的阶级和政治的内容”。他甚至站到统治阶级一边来估计宪章运动的作用，认为“宪章运动对于否则会造成破坏的盲目自由的强有力的暴动是一个安全的阀门。”另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则认为自由主义是宪章运动发展的趋势（28）。“宪章运动是从十八世纪激进主义到格拉斯顿自由主义发展的中间阶段”（29）。
    资产阶级史学家在把握工人阶级群众的情绪和要求时也表现出思想混乱的情况。保守派史学家沃德在其专著《宪章运动》中，花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繁琐地叙述了英国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运动的历史，认为宪章运动是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运动的继续。他说：“宪章运动几乎没有什么新的政治内容”，宪章运动的任务是“传统主义的，它的呼吁大多在那些对于逝去的较古老的形式倾向于唱挽歌的人们中取得成果。”（30）宣传这种保守主义观点的还有索弗，他认为以非熟练工人为主体的宪章运动是在托利党土地贵族赞助下对于中等阶级压迫的一种怀乡的反动（31）。我们无法接受索弗这种观点。我们也认为，研究群众中各阶层的情绪并进行认真的阶级分析已成为当今深入研究群众运动的需要，但我们认为，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致使个别淹没了一般。宪章运动的基本方向见诸于当时工人阶级先进人物对本阶级的历史任务的理解，表现在这一运动所表现的一般的社会和政治的要求，还表现在这一运动在社会各阶级中的客观影响。尽管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留恋过去的情绪确有流露，但整个宪章运动已作为使旧土地贵族和新兴的中等阶级胆颤心惊的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出现，它预示着社会主义的未来，在英国历史上写下划时代的一页，和旧的贵族的运动毫无共同之处。保守主义者的观点是违反历史真实的。
    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还有哈德菲尔德的《宪章派土地公司》（32），它叙述了奥康诺主持的宪章派土地公司的始末和各处地产的演变情况。普罗瑟罗撰写了涉及宪章运动初期历史的人物传记《十九世纪初期伦敦的技工和政治。约翰·加斯特及其时代》。该书研究了手工工匠（即技工）阶层在早期工人运动中的重要作用，作者不仅根据英国的事实而且凭藉欧洲各国的材料证明，在整个十九世纪早期的欧洲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中，“技工最积极地支持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得极为积极。”（33）这就对传统的指责早期工人运动领导集团由非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构成的简单片面的论点提出了挑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宪章运动史料的出版工作在该期取得较大的成绩。1969年布莱克整理出版了收藏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哈尼信件，1970年D·J·罗编辑出版了普雷斯手稿。1978年，J·F·C·哈里森和D·汤普逊编撰出版了《宪章运动总书目，1837-1976年》，极大地便利了研究工作者（34）。此外，六十和七十年代英美复印出版了《贫民卫报》（四卷本）、《宪章派通报》、《红色共和主义者》、《民主评论》等宪章运动时期的重要报刊。种类齐全的各种宪章派报刊均已制成缩微胶卷供研究者使用。因此，第三个时期宪章运动研究论著在广泛使用史料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前的著作。
    由于系统研究宪章运动的优秀专著尚未问世，我们有理由认为宪章运动史学的第三个时期迄今尚未结束。目前的宪章运动研究中不少史学工作者继续向地方史和专题的研究努力，这固然是必要的，但毕竟是横向的发展，还不能代替对宪章运动的概览。当今欧美的宪章运动史学的弱点仍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缺少权威性的全面的优秀专著而使人有支离零散之感；缺乏把握纷酝复杂的群众运动的方法和能力而导致某些人对运动性质的模糊认识；对左翼宪章派代表人物奥布莱恩、哈尼和琼斯的思想演变过程的研究较差且缺乏理论深度；对于宪章派领袖和群众在运动中的作用和宪章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探讨尚少；对于宪章派的阶级斗争思想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较少重视。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纵然有上述诸种缺点，欧美宪章运动研究日趋深入的倾向却十分明显，尤其是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取得的成就较大。我们应当批判地吸收欧美对英国宪章运动研究的成果，加快我国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