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苏联政府照会及31日莫洛托夫演说，曾就缔盟一事提出三项合理要求，尽管为时较晚，英法还是作出了积极的响应。5月27 日英法改变了要苏联单方面承担义务以援助波、罗的立场，就缔结三国互助条约事接受了苏方建议。7月1日英法更又同意了苏联主张，发表声明，决定共同保障与苏联切身利益相关的波罗的海三国的安全。7月21日英法又同意苏方提出的立即举行三国军事谈判， 以及政治协议必须与军事协定同时生效的建议。缔约未成，只是因有关间接侵略、红军过境的问题未能达成协议，而这两点，无论从何种意义而言，是都和祸水东引问题不发生任何的联系。
    在间接侵略的定义上，7月8日英法备忘录也已向苏联方案接近了一大步：“‘侵略’一词，应理解为也包括在他国武力威胁下有关国家放弃本国的独立和中立而同意采取的一切措施”。月底法国事实上已完全赞同了苏联的建议，英方虽仍有保留，其动机也只是“预防我们被俄国由于一个波罗的海国家的缘故而被拖进战争中去，而在这种事情上又没有发言权”。就红军过境问题言，8月17 日英大使曾奉命警告波兰：“没有及早的和有效的苏联援助，波兰不可能，罗马尼亚更少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抵抗德国陆军或空军的进攻，……把决定推迟到战争爆发后，就会措手不及”。20日英国指责波兰政府坚持其立场是“破坏了”三国谈判，坚决要求它重新考虑其态度，21日法国更发表声明，公开主张红军有权通过波兰领土去从事对德作战。（15）三国谈判，事实上是由于缔结苏德互不侵犯协定而告破产的，这能片面地归罪于英法一方？谈判受挫，英法固不能辞其吝，但能因此否认英法逐步向苏联靠拢以求达成某种协议的意向？英法愿英在遏制德国的前提下与苏联达成某种协议，是肯定还是否定了祸水东引论？
    作为东引说立论依据，常被引用的是张伯伦日记中的一段话：“应该承认，我对俄国抱着最大的不信任，我完全不相信它能打有效的进攻战，即使他们想这样做。而且，我还怀疑它的动机，我认为这些动机与我们的自由概念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并且它只关心把别人弄得不和”。（16）这段话写于1939年3月26日，它确实反映了张伯伦必然具有的阶级心理，但并不能据此论定英政府有所谓祸水东引的意图与政策。相反的，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怀疑苏联有发动攻势作战的意图与能力，倒恰好证明张伯伦已在考虑军事结盟的问题。另则，联系到上引的5月19日声明， 应该说张伯伦其后也已修正了自己的看法，感到有必要与苏联合作“以建立和平阵线”。
    英德谈判，从来是当成祸水东引说的又一重要依据。但这是以史实的误解或歪曲为基础的，因此也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秘密谈判中的英国立场，充其量也不过是赞成德国在东方从事经济扩张，而不是同意或唆使德国从事侵略与兼并。德方代表佐尔茨在其报告中便总结说：“英国确实愿意在东欧的保护问题上向德国做出让步，使德国可以在东欧的经济关系中得以自由行动”。谈判中，英方曾说明：“目前世界上还存在有可能使德英两国大量运用本身力量的三大地区：英吉利帝国、中国和俄国”。很多人抓住“俄国”两字大做文章，这分明是断章取义。姑且不说将苏联与大英帝国相提并论的含义，仅须指出的是就在引文的前面，紧接着的有这样一段话：英方“发挥了关于英德两国为开阔世界新市场和榨取现有世界市场而实行合作的广大计划”。（17）
    英德谈判有着绥靖成分，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绥靖也断不是单方面让步，而是既有妥协又有争夺。在抛出经济、政治诱饵的同时，英国坚持要德国“划定诸强间、特别是英德两强间的界线”，并据此缔结“互不侵犯协定”；尤有甚者，英方要求德国接受“限制各种军备”的主张，仅“用和平办法”来实现德国扩张市场、攫取资源的要求。这说明什么呢？这正好表明英国出于维护霸权、遏制德国的考虑，力求维护欧洲的均势结构，维护经济竞争的规则，因而，也不可能有唆使德国去征服苏联的意图与政策。就此，狄克逊曾形象化地写道：英国推行包围政策和结盟政策是要“用手枪瞄准”德国，迫使德国放弃“一切事先不与英国协定而径想改变欧陆势力对比关系的企图”。（18）
    东引说是没有根据的，是无法成立的。这并不是说英法作为帝国主义国家不存在反苏反共心理，不追求损人利己的目的。而是说，由于其时欧洲并不存在紧迫的革命危机，由于英德争夺霸权的斗争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英国以及追随于它的法国，就只能以现实的敌人德国，而不能以潜在的盟友苏联作为敌视或打击的对象。因为这样做，不仅可能造成多方树敌的恶果，而且将帮助德国摆脱两面受敌的困境；其次，也正是由于英法已失去军事实力对比的优势，早已不得不依赖于欧洲既有的均势结构来遏制德意的扩张，而苏联的陆空实力及外交动向在维持这一均势上又具有最大的份量，因此，即便是出于防止“改变欧陆势力对比”的考虑，英法也不能有祸水东引的决策。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欧洲大战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间争夺霸权的战争，因而也只能是两大集团霸权争夺这一政治的继续。离开了这一历史基本线索来考察英法的绥靖，就必将模糊人们关于三十年代国际关系主要矛盾与基本内容的理解，从而如事实业已证明的，只能在二次大战史、国际关系史研究中造成极大混乱。
    祸水东引说，最早见于斯大林十八大的政治报告，内称：“在不干涉政策中贯串着一种倾向，一种愿望，这就是不妨碍侵略者去干它们的黑暗勾当，……更好是对苏战争”。慕尼黑会议后，苏联对英法心存疑虑是有道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纵然如此，成为历史研究出发点的，只能是全面的史实，而不是个人的言论。何况，斯大林以后的一系列言论，证明他本人也已修正了这一结论。大战中，斯大林曾先后和邱吉尔、艾登、霍普金斯、哈里曼等人谈起过绥靖，他虽然一再谴责张伯伦及其活动，却绝口不提所谓祸水东引的问题。在与邱吉尔谈话中，他唯一提到的是：“我们当时的印象是：如果波兰受到侵略，英国和法国并没有下决心打仗，他们只希望和俄国在外交上联合起来，以为这样可以阻止希特勒。我们肯定这是阻止不了的”。（19）这就是说，根据战前的判断，苏联也只是断定英法“没有下决心作战”，而并不认为有敌对苏联、祸水东引的问题。
    祸水东引说，在理论上是极端错误的。它断言三十年代欧洲政治中的主要矛盾，不是英法、德意争夺霸权的生死角逐，而是两种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斗争。进而，又在实际上论证说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始终居于支配地位，并表现得最为尖锐。这一论点，就史实言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也早已遭到斯大林批驳。显然是根据二次大战爆发前后历史的概括，斯大林于战后总结出这一结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间的矛盾更为剧烈”。（20）大战时期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即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逐步激化并上升为主要矛盾，因而，从根本上决定着有关帝国主义国家决策的基本方向，甚至更促使它们改变与调正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