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水东引说，就实践言是至为有害的。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但正如两次世界大战证明了的那样，绝不是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乐于发动战争，特别是毁灭性很大的世界大战。恰好相反，在特定时期内，有愿望又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的，常常只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侵略扩张，不仅威胁到社会主义国家及弱小国家，而且，更威胁到拥有既得权益、乐于维护现状的帝国主义国家。由于这一缘故，社会主义国家与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可以而且应当发现共同的战略利益，结成反战统一战线，或采取平行的对外活动，以利于推迟或制止新的战争。祸水东引说，不顾史实，人为地夸大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斗争，并把它渲染为永远处于支配地位、又绝对无法调和的对抗性矛盾。这在事实上和理论上，便根本否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反战的国际阵线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从而，也就只能有利于那些力图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以实现其蚕食鲸吞意图的侵略国家。
    另须强调的是，祸水东引说貌似批判，实际上，却取消了史学批判的任务。因为，如果断言绥靖是取守势的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阶级属性的必然产物，它的存在与发展与两种制度的对立有着必不可分的联系，那么，批判绥靖便也成为毫无意义的事情。
    注释：
    ①格列奇科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一卷，莫斯科，1973年，主编委员会导言。
    ②《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33-734页。
    ③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伦敦，1967年，1338页；三宝正树：《希特勒--纳粹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外国史学摘译》第七期。
    ④《国际生活》杂志，1961年第6期，157页。
    ⑤《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伦敦，1962年，141页，146页，160-161页，372页。
    ⑥维戈茨基等：《外交史》第三卷，莫斯科1965年，1091-1092页。
    ⑦《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第251页； 罗伯特·扬：《慕尼黑时期的法国最高司令部》，《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第2期。
    ⑧哈里曼：《特使》，纽约，1975年，101页。
    ⑨米德尔马斯：《绥靖战略》，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570-571页，602页，619页，686页，693页；波伦《历史的见证》，纽约，1973年，78页。
    ⑩（12）《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苏联为和平而斗争文件和材料》莫斯科，1971年，247页，265页；314页。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纽约，1962年，396页；上引《绥靖战略》556页。
    （11）波斯彼洛夫：《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莫斯科，1960年，第一卷，166页。
    （13）《艾登回忆录》，570-571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246页。
    （14）《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355页；《外交史》，774页，776页。
    （15）费希尔：《苏联从和平到战争--苏联对外关系》纽约，1969年，359页。
    （16）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伦敦，1947年，403页。
    （17）《外交史》785页；苏联外交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件和材料》，莫斯科，1948年，第二卷，67-68页。
    （18）《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件和材料》，32页，175页。
    （19）《斯大林文选》，216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349页。
    （20）《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26-27页。